|
|
楼主 |
发表于 2021-9-25 16:17:54
|
显示全部楼层
|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 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2020-08-29 16:03:19
编者按：本文为牟宗三：《政道与治道》，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新版序，转自公号“和雅懷少園”，在此鸣谢！
此文是在东海大学“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的的一篇讲辞，由朱建民同学笔录而成。其中关于现代化的基本观念即基于此书。今值此书重版，即以此文作新版序，期读者可先有鸟瞰，然后再深入此书之义理。——著者志
一、“儒家的常道性格”
首先，我们要表明儒家的义理与智慧具有“常道＂的性格。儒家，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中国人常说“常道”它有两层意义：一是恒常不变，这是纵贯地讲它的不变性；一是普遍于每一个人都能够适应的，这是横地；广扩地讲它的普遍性即说明这个道理是普遍于全人类的。“常道”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就如同我们平常所说的“家常便饭”；它不是个特殊的理论学说，儒家的学问不可视为一套学说、一套理论，也不是时下一般人所说的某某主义、某某“ism”，这些都是西方人喜欢用的方式。凡是理论、学说，都是相对地就着某一特点而说话；局限于某一特点，就不能成为恒常不变的、普遍的道理。儒家的学问更不可视为教条(dogma),西方的宗教有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可是儒家的“家常便饭＂绝不可视为独断的教条。又有一些人讲孔子，常为了要显示孔子的伟大，而称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科学家……把所有的“家”都堆在孔夫子身上。依这种方式来了解孔子，了解圣人，是拿斗富的心理来了解圣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推尊孔子实际上是糟蹋孔子。事实上，没一个人能成为那么多的专家。凡是拿这种心理来了解孔子，都是不善于体会圣人的生命，不能体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道理安在。
“常道不可舍弃”
我们今天把儒家的“发展”与“使命”连在一起讲，而讲演的重点则在使命上。使命是就着眼前说，在这个时代中，儒家担负什么样的使命责任。然而儒家并非今天才有，因此在谈它的使命之前我们亦当该照察它过去的发展。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中的发展儒家这个学问既然是个常道，则在每一个时代中，当该有其表现。发展到今天儒家这个学问又负有什么责任呢？这是个严重问题，在今天问这个问题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严重。何以会如此呢？因为我们今天谈儒家的使命似乎还可再反问一下：儒家本身今天是否还能存在呢？能存在才能谈使命。若自身都不能存在，还谈什么使命呢？若是儒家本身都若有若无，几乎不能自保，所江自身难保”还谈什么当前的使命责任呢？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谈什么当前的使命、责任呢？
在以往的时代中，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有了这个问题。以往一般人不论是士、农、工、商，提起圣人，没有不重的提到圣人之道，每个人都能表现相当的敬意，没有不肃然敬的,不但整天捧着圣贤之书的读书人是如此表现，即使是农工商亦莫不如此,但是在今天讲圣人之道，就没有这个便利。今天这个时代，先不谈农、工、商，即使是读书人亦很少有尊重圣人之的，亦很少有了解圣人之道的。在以往，从小即读四书五经,今天的读书人却是愈往上读，离开四书五经愈远。知识分子把儒家这个常道忘掉了，很难接得上去，事实上，也许农、工商对于圣人之道还客气些还保留一些尊重，知识分子反而不见得有此“雅量”。因此，在今天讲儒家在当前的使命，尤其成了个严重问题，要是大家都把圣人之道忘掉了，认为它是不适应时代的落伍之学，那么这种被时代抛弃的学问还谈什么当前的时代使命呢？
我认为这只是这个时代所表现的一个不正常的变态现象；落实地看，并不如此，所以我们仍可讲儒家在当前的使命。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乃是要大家正视、严重考虑“儒家本身：存亡”的问题。儒家这个常道落到今天这种若有若无的地步，几乎被世人忘却、抛弃，这是不合理的。既然是常道，怎能被忘掉！怎能若有若无！常道而被埋没，这是任何人良心上过不去的。假若良心上过得去，这就不是常道。既然是常道，我们就不能让它被埋没下去。这是就儒家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言，另外就其牵涉到外界的作用、使命来讲儒家在当前的使命，也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难：讲。因为现在来说儒家的使命不只涉及它本身存亡的问题，还得，涉及其他的一些特殊问题，才能显出“使命”的意义。尤其是牵涉到现代化的问题。
中国从清末民初即要求现代化，而有人以为传统儒家的学问，对现代化是个绊脚石。因此，似乎一讲现代化，就得反传统文化，就得打倒孔家店。事实上，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我们说儒家这个学问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负起它的责任即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西要求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是“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是“实现”的问题，唯有如此方能讲“使命”。
二、儒家第一阶段的发展
我们在此先照察―下儒家在过去两千多年中的“发展”。大体说来，可分成两个阶段，今天则属儒家学术的第三阶段。这是个大分期的说法。
儒家学术的第一阶段是由先秦儒家开始，发展到东汉末两汉的经学是继承先秦儒家的学术而往前进的表现，而且在两汉四百年中，经学尽了它的责任尽了它那个时代的使命。从汉武帝复古更化说起，建造汉代大帝国的一般趋势，大体是“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经学处于其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因此，不能轻视汉代的经学，它在那个时代，尽了它的责任、使命；尽得好不好，是否能完全合乎理想，则是另外的问题，至少在汉朝那种局面下儒家以经学的姿态出现，而尽了它的使命。
先秦儒家与先秦诸子齐头并列，至汉朝，以经学的姿态表现，直发展到东汉末年，即不能再往前进了。汉朝大帝国亦不能再往前发展了。这已是绝路，任何人出来也没办法；照前人的说法，即是气数”尽了。当时郭林宗即谓：大厦将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此即表示那个时代要“峰回路转”了；顺着以前所定的那个模型，已走到尽头了。气数不是可以随便说的，一个力量兴想必得维持相；长的时间，才能说气数。在东汉末年那个关节上，说“气数”才有意义，说一峰回路转”也才有意义，在此方显出无限的苍凉之感．沉稳的悲剧意味若只是一些小弯曲，亦用不上“峰回路转”这种形容，必在看看就是死路，然而却绝处逢生，在绝望至死之际，忽有一线生机开出，这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情形好比修道人所说的大死大生。
这个“峰回路转”开了另一个时代，即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个长时期照中国文化的主流，照儒家的学术而言，这一大段时间算是歧出，岔出去了，绕出去了。儒家的学术在这个时代中，暗淡无光彩魏晋盛行玄学乃依先秦原有的道家而来；尽管道家是中国原有的，但不是中国文化生命的主流，因此仍属中国文化之旁支，玄学虽属歧出者，但仍是继承中国原有的道家，至于东晋以下，历经南北朝、隋，以至唐朝前半段，这一个长期的工作则在于吸收佛教消化佛教。佛教则则纯属外来者，当时即初以道家为桥梁来吸收佛。
教南北朝两百多年，中国未得统一。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则是五胡乱华，在这两百多年的混乱中，处在当时人，不是很好受的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代中，由民国以来，至今不过六十多年，这六十几年的不上轨道、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上看来，并不算一回事。所以大家处在这个时代中，应该有绝对地肯定的信念，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总是会过去的。
从南北朝到隋唐，佛教不但被吸收进来，而且被中国人消化了这等于消化另一个文化系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长期的吸收消化中，佛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充实了我们文化生命的内容。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事实；至于进一步衡量这个作用的价值利弊，则属另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暂不讨论。
“文化生命不可摧残”
从魏晋开始，乃中国文化的歧出。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又一村”即指的是此—歧出的阶段一—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到唐末五代，这也是中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五代不过占五了十多年却有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每个做皇帝的，原先都想万世―系地往下传，而今每个朝代却至多不过十几年，可见五代这段时期是个很差劲的时代。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人丧尽了廉耻。所以，一个民族糟蹋文化生命，同时就牵连着糟蹋民族生命。什么叫做糟蹋文化生命呢？在这里所表现的即是人无廉耻。五代人无廉耻代表人物即是冯道。（此处有删节）你想，谁愿意不要脸呢？谁能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唐末五代的人难道就自甘下贱吗？但是，五代这个局面就把人糟蹋得无廉耻。（此处有删节）文化生命不能摧残太甚，一个民族是经不起这样摧残的。就好像一个人得些小病是无所谓的，生长中的痛苦是不可免的，但是大病就不能多患。又如一个人的命运不能太苦，人受点挫折受点艰难困苦是好的，但是挫折太多、苦太重就会影响人的生命。
三、儒家第二阶段的发展
上面说到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其黑暗之所以为黑暗的原因即在于无廉耻。说这层意思，也是要大家了解下一个阶段—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儒家学术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对着前一个时期的歧出而转回到儒家的主流。理学本质的意义即在道德意识的复苏。何以宋人出来讲学，特别注重道德意这个观念呢？
自清朝以来以至于民国以来，提到理学家，一般人就头疼如同孙悟空听到金箍咒一样。谁敢做理学家呢？可是只因为自己做到就用种种讥讽的字眼来丑诋笑骂这是清末以来的一个可怪的风气。其实，道德意识有什么毛病呢？宋明理学家主要主要就是要唤醒道德意识，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可以讥笑的呢？宋明理学家之所以重视道德意识主要即因他那个社社会背景、时代背景就是唐末五代的那个“无廉耻”。人到了无廉耻的地步，人人的尊严亦复丧尽这就成了个严重问题。亦即谓文化生命没有了，就了就影响你的自然生命。这句话，大家听起来似乎觉得有些因果颠倒。其实不然般说民族生命自然生命没有了，就影响文化生命；我现在倒过来说文化生命摧残得太厉害你的自然生命也没有了，一样的受影响。（此处有删节）所以廉耻不可丧尽，不可任意地斲丧。人的生命不可完全感性化、完全形躯化完全躯壳化、完全感性化、完全化就是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人的生命不能完全感性化，即表示随时需要文化生命来提住。代表文化生命的廉耻、道德意识，更不可一笔抹煞，不可过于轻忽。所以理学家出来，尽量弘扬儒家，对治唐末五代的无廉耻而讲儒家的学问。至此，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长时期的歧出，儒家学问再回到它本身，归其本位；而转回来的重点则落在道德意识上。
儒家的学问原讲“内圣外王”，宋明儒则特重“内圣”这一面。内圣”是个老名词，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内在于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做圣贤的工夫。说到圣贤，一般人感觉高不可攀，甚到心生畏惧；实则道德实践的目标即是要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道德人品这是很平易近人的，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对“内圣”一词作一确定的了解，即是落在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挺立自己的道德人品。这一方面就是理学家：讲学的重心可是儒家原先还有“外王”的一面，这是落在政治上行王道之事内圣外王原是儒家的全体大用全副规模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同时包括了内圣外王；理学家偏重于内圣一面，故外王一面就不很够，甚至弘扬不够。这并不是说理学家根本没有外王或根本不重视外王，实则他们亦照顾到外王，只是不够罢了。
我们今天说宋明儒虽亦照顾到外王而不够，这个“不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在当时，理学家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们是否一定觉得不够呢？这就很难说。固然理学家特别重视：内圣的一面，然他们特别重视于此，总有其道理；在他们那个时代中或许他们亦不以为这种偏重是不够的。外王方面，在那种社会状况政治形态下也只好如此，不能再过分的要求。我们得反省下外王方面开不出来，是否属于理学家的责任呢？政权是皇帝打来的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等到昏庸的皇帝把国家弄亡了，却把这个责任推给朱夫子，朱夫子哪能承受得起呢？去埋怨王阳明王阳明哪能担当得起呢？所以，批评理学家外王面不够，这个够不够的批评是否有意义，也得仔细考虑一下。在那个时代，那种政治形态下，也只好这样往前进了。外王方面够不够，不是理学家所能完全决定的；不是他能完全决定的，也就表示不是他能完全负这个责任的。我们把这个责任推到理学家的身上，这是“君子责贤者备”的批评，这是高看，高抬知识分子，这也就是唐君毅先生所说的：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资格责备知识分子，只有王船山，顾亭林才有资格责备王阳明。只有在这层意，学偏重之过，不应只空谈心性，仍应注重外王、事功。这还是在讲学问之风向的问题上说的
四、儒家的当前使命——开新外王
以现在的观点衡之，中国文化整个看起来，外王面皆不够。就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来看，以今日的眼光衡之，确实在夕外王面不够顾亭林那些人的要求外王、事功，也是对的。今天仍然有这个要求。可叹的是，今天不仅外王面不够，内圣面亦不够，儒家本身若有若无。但是儒家若为常道，则人类的良心不能让永远埋没下去，这得诉诸每个人的一念自觉。
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新外王”是什么意义呢？外王即是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王道则以夏、商、周三代的王道道为标准。照儒家说来，三代的王道并非最高的理想，最高的境界乃是尧舜二帝禅让，不家天下的大同政治。儒家的政治理想乃以帝、王、霸为次序。帝指尧、舜、，尧、舜是否真如儒家所言，吾人不必论之，但此代表了儒家的理想则无疑，以尧、舜表现或寄托大同理想。三代则属小康之王道春秋时代的五箱则属霸道，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从前论政治，即言皇王帝霸之学。在帝上再加上一个皇，即指三皇而言，此当又是—层境界了，这且不说。齐桓晋文的境界虽然不高，但比得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要好；君主专制以打天下为为取得政权的方法，在层次上是很低的。当初商鞅见秦孝公，先论三皇五帝之道，孝公不能入耳；而后言王道，仍嫌迂阔；再而言霸道，终大喜。可见前人对于政治理想是有一定的次序。秦孝公之喜霸道？道乃因它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而儒家的学问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方面外王、事功的要求。早在春秋战国，即有墨家因此而批评儒家为无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亦批评儒家云：“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后来南宋陈同甫与朱子争辩，亦是基于要求外王、事功的精神。而实际上，要求外王中，就含着要求事功的精神。陈同甫以为事功乃赖英雄，而讲英雄主义，重视英雄生命，推崇汉高祖、唐太宗。此虽可有广义的事功，而不必合于王道。到了明未，顾亭林责备王学无用，亦是秉持事功的观念而发。而后有颜李学派的彻底实用主义用。一般人斥儒家之无用、迂阔，评之曰：“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以不究事功者最高的境界亦不过是此一无奈的结局。这些都是同要求事功的意识贯穿下来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传统，在中国文化中是一条与儒家平行的暗流，从墨子开始一直批评儒家的不足。这个要求事功的传统再转而为清朝乾嘉年间的考据之学则属要求事功观念的“变型。乾嘉年间的考据之学以汉学为号召，自居为“朴学”以此为实用之学，以理学为空谈无用，骨子里还是以有用无用的事功观念为背景。
何以谓“朴学”为要求事功观念的“变型＂呢？因为他们虽然批评理学无用，而其本身实际上更开不出事功来，这些考据书生没有个能比得上陆象山朱夫子，王阳明；这些理学家都有才干，都会做事，只是不掌权而已。然而考据家假“朴学”之名，批评理学无用，背后的意识仍是有用、无用，即可谓之乃事功观念的变型。事实上，这种变型更是无用，故实非事功精神之本义。由此转而到民国以来，胡适之先生所谈的实用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讲新考据，实仍属此一传统，背后仍是要求有用、责斥无用。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这条主流旁边有条暗流，这条暗流一直批评儒家无用而正面要求事功，这个传统从墨子说起一直说到胡适之所倡的新考据的学风，可谓源远流长。但是这里面有个根本的错解。吾人须知若是真想要求事功，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能；只根据墨子，实讲不出事功，依陈同甫的英雄主义亦开不出真真事功。希望大家在这里要分辨清楚。
中国人传统的风气，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欣赏恰当意义的事功精神，此乃反映中华民族的浪漫性格太强，而事功的精神不够。事功的精神是个散文的精神，平庸、老实，无甚精彩出奇。萧何即属事功的精神，刘邦、张良皆非事功的精神，可是中国人欣赏的就是后者。萧何的功劳很大，所谓“关中事业萧丞相”但因其属事功精神，显得平庸，故不使人欣赏。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皆为财政专家，属事功精神，然而中国人对对这一类人，在人格的品鉴上总不觉有趣味。事功的精神在中国一直没有被正视，也没有从学问的立场上予以正视、证成。中国人喜欢英雄，打天下、纵横捭阖，皆能使人击节称赏。（此处有删节）再高一层，中国人欣赏圣贤人物，不论是儒家式的或道家式的。中国人的文化生命正视于圣贤、英雄，在此状态下，事功的精神是开不出来的。事功的精神即是商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卑之无甚高论，境界平庸不高，但是敬业乐群，做事仔细精密、步步扎实。英美民族是个事功精神的民族，欧陆的德国则表现悲剧英雄的性格瞧不起英美民族，但是两次大战战胜的却是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英美民族。所以这种事功精神是不能不正视的。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某一方面就是缺乏这种英美民族的事功精神。英雄只能打天下，打天下不是个事以功的精神，故不能办事；圣贤的境界则太高，亦不能办事。而中国人欣赏的就是这两种人，所以事功的精神萎缩，这里没有一个学问来正视它、证成它开出它。所以现在我们想要从儒家的立场来正视它。儒家最高的境界是圣贤，圣贤乃是通过一步步、老老实实地做道德实践、道德修养的工夫而达到的。儒家的立场是重视豪杰而不重视英雄，故从不高看汉高祖、唐太宗，故顺着儒家理性主义的发展，在做事方面并不欣赏英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很好的消息。
但是在以前那种状况下，儒家的理性主义既不能赞成英雄，故其理性主义在政治上亦无法表到现。儒家的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分地表现。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事实上中国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亦只在民主政治的形态下才能够充分的实现，才能够充分的被正视。在古老的政治形态、社会形态下，瞧不起事功，故而亦无法充分实现。这种事功的精神要充分地使之实现，而且在精神上、学问上能充分地证成之，使它有根据，则必得靠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出现，事功才能出现。若永停在打天下取得政权的方式中，中国的事功亦只能永停在老的形态中，而无法向前开展。这句话请诸位深长思之。
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义，此乃新外王的形式意义形式条件，事功得靠此解决，此处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而民主政治即为理性主义所涵蕴；在民主政治下行事功，这也是理性主义的正当表现。这是儒家自内在要求所透显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
另一面则是科学，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内容。科学的精神即是个事功的精神，科学亦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英雄不能做科学家，圣人则超过科学家，故亦不能做科学家。天天讲王阳明，讲良知，是讲不出科学的，因为良知不是成功科学知识的一个认知机能。然而科学亦可与儒家的理性主义相配合，科学乃是与事功精神相应的理性主义之表现。科学亦为儒家的内在目的所要求，儒家并不反对知识，在以前的社会中那些老知识也就足够应付了，然而今天的社会进步，往前发展、要求新知，亦属应当的要求。儒家内在的目的即要求科学，这个要求是发自于其内在的目的。何以见得呢？讲良知，讲道德，乃重在存心、动机之善，然有好的动机却无知识，则此道德上好的动机亦无法表达出来。所以良知道德的动机在本质上即要求知识作为传达的一种工具。例如见人重病哀号，有好心救之，然却束手无策，空有存心何用？要有办法，就得有知识。所以有人说西医中发明麻醉药者为大菩萨讲慈悲，然若只是空讲慈悲又有何用？发明麻醉药使人减少多少痛苦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吗？所以不论佛教表现慈悲或是儒家表现道德动机，要想贯彻其内在的目的都得要求科学、肯定科学。
|
|
发表于 2021-9-25 16:16: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