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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与【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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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30 16:20: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国史大纲】
【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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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的这些书,是深入学习历史与国学的推荐书籍。厘清了很重要的一些中国历史学的政治概念问题,极为经典。特别是在今天,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回看中国历史,才会重新理解到:钱先生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观点太深刻了。而此观点正是百年来的中国精英所欠缺的……,以至走了岐路。至今,还并不是精英都能省悟到的,这正是悲剧所在,和要读他的书之意义。【国史大纲】1996年6月1日后,才在大陆出版。中国文化史导论2003年2月后,在大陆出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2012年2月,在大陆出版。所以,知青一代人都缺乏相关知识,缺乏“学养”。重新阅读是很有益的,其益处需精英们自去领会了……。然钱先生非但不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位中国先进的真自由主义者。(本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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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30 16:26:09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史大纲〉(上下册)
商务印书馆(修订本)
钱穆著
目  录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1
引  论                     2
目  录                     1
第一编 上古文化三代之部    1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1
一、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1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4
三、夏代帝王及年历         6
四、虞夏大事               7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    9
一、殷代帝系及年历         9
二、殷人居地之推测        11
三、殷人文化之推测        13
四、殷周关系              14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西周兴亡】      16
一、西周帝系及年历        16
三、西周势力之继续东展    19
四、幽王见杀与平王东迁    20
第二篇 春秋战国之部       22
第四章 霸政时期【春秋始末】            22
一、春秋年历及分期        22
二、霸前时期之形势        23
三、齐桓晋文之霸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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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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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30 16:27:49 | 显示全部楼层
引  论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
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觌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脰決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
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
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
其绾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
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
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痗,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
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
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
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訚曶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
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
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
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
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厕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
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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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
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
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
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
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
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
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
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觊,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
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
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
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
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
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
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
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
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自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请再言社会组织。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即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
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以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
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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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30 16:29:5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渐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尝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者不越两型:
一者环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伦、爱琴、波斯、希腊、罗马以渐次波及于欧罗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一者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此东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势,东西各不相闻接。
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竞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
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比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咽卷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
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凑,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
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则朝鲜、日本、安南之类是也。(朝鲜、安南久属中国而犹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国文化之赐。)
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
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战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
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
中国史上之大混乱,亦与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为一种新力量与旧力量之冲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台,社会亦随之入一新阶段。中国史上之混乱,则如江河绝堤,洪水泛滥。泛滥愈广,力量愈薄,有破坏,无长进。必待复归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潺缓无力者在此。
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也。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随于彼我角力争胜之场;此已为东方之不得不见逊于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为国家社会内部一统情感融和者,方其时,又适值麻痹堕退之际,自清中叶后乾、嘉以来,川、楚、两粤大乱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国社会本苦无力,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既不足以对外,乃转锋而内向。终于“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长成,遥遥无期。不断绝堤放坝,使水流不断泛滥,洪水遍于中国,而国人仍复有沉酣于凭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梦者。此又不明国史真相,应食恶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十二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
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
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
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
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
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
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变,得渐次引上宪政轨辙。中国政制之剧变,虽幸得冒险渡过,然所尝苦痛实深。洪宪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几许曲折,消损中国前进之精力与元气者,良不少也。)
且满清政府,自咸、同以后,其情况视前已大变。各省督、抚,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割据之局。又处五洲棣通形势之下,政府虽腐败,犹得凭藉其地位,借外债,买军火,练新兵,整理交通,加强管辖。遂使腐败之政权,黑暗之势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顾忌,迄未得彻底澄清之机会。革命势力之起,亦不得不与旧政府下之黑暗势力相妥协,以顺利其进行。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斩丧社会之元气,障碍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中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满清末叶,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没落。革命以还,所揭杆号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实际则去民主之阶程尚远。新中国建设之大业,一时难望于民众之仔肩。独裁王室既倒,而不幸当时之中层阶级,始从二百余年长期异族统制下抬头,八股小楷之素养,升官发财之习气,淘汰未净。而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诸新名词,一旦于和平处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点雪,名号犹是,实质遽化。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此盖满清长期部族政权统治之智识阶级,日愚日腐,而骤遇政治中心大动摇之后所应有之纷扰。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绵历此数千年文化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则中国文化亦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三也。(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十四
虽然,无伤也。病则深矣重矣,抑病之渐起,远者在百年、数百年之间,病之剧发,近者在数年、数十年之内。而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敌国外患之深侵,而国内臻于统一。以一年半之艰苦抗战,而国人遂渐知“自力更生”之为何事。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迁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十五
虽然,我之此书,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马光,以名世杰出之才,当神宗、王安石锐意变法之际,独愀然以为未当,退而著史,既获刘、范诸君子相从扶翼,又得政府之资助,晏居洛阳,设局从事,先后垂二十年而书成,以为可以“资治”,故名曰《资治通鉴》。其书衣钵沾溉于后世,至今不能废。稍知从事于国史者,恣渔猎焉。
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与!今去司马氏又千年,史料累积,又十、百倍于司马氏之时,而世局之纷纭错综,则更非司马氏当时所能相提并论。又加之以人不悦学,士方蔑古,竞言“革新”者,谓可以绝无资于鉴往知古之劳;而治史者亦务为割裂穿凿,以逃世笑。穷不自揆,避地来滇南,深惭偷生无补国难,独奋私臆,穷教课之余暇,闭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载,成此区区五十万字。又复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谓散亡之无日,保藏之难周,朝脱稿,暮付印。欲于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惨淡经营之史迹,幸有当于其万分之一二。
以视往者司马氏之郑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足以愧杀人耶!抑余又惧世之鄙斥国史与夫为割裂穿凿之业者,必将执吾书之瑕疵,以苛其指摘,严其申斥,则吾书反将以张讥国史、薄通业者之焰,而为国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
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因不辞诮笑而卒布之,并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民 国 二十八年一月 钱穆 属稿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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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30 16:31:00 | 显示全部楼层
书 成 自 记
明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明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
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
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因再约通鉴及续通鉴、明通鉴诸书。提要钩玄,编为读本,以补学者进治通史之预备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读本凡得百万字。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径庭者。以谓学者于课堂外先治此书,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学者于本国文字素养太浅,读本虽简要,然皆摘录史籍原文,学者骤睹,如入异国,转不如其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其于文义真际,已难领悟,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种种茫然,更属所苦。乃拟就读本中择其凡为史籍专名及义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释。然注释之事多涉考订,又求与学者领悟之学力相应,其事乃大不易。课繁力绌,卒未有成。如是则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公元1937年),芦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
是年五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生有志者相与传钞。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乃又转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续竟我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来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余尝致书友人,谓:“此书难垂成,而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逮魏晋以下全稿粗具,还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又嫌体例、文气、详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改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则先后亦十有三阅月矣。
然此书虽草略,其所以为此书之意,则颇有当为国人告者,因别为引论一篇。辞繁不杀,读者哀其意可也。至于引论所希,此书未必足副,读者当分别观之。
此书一本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颇多疏忽。大率未注出处,忘记篇卷。此书因一律削之,不更标举;偶载来历,转成例外。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
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自问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见之定。虽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宽其神明之内疚。
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读此书者,无论大端小节,凡此书疏漏谬误处,若蒙贻书相告,一字之与百章,皆吾师也。敢不虚衷拜嘉,谨诚心以祷祝之。
    民 国 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钱穆 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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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30 16:55: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文化史导论》前言
2007-03-04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的 “前言”(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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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青网编者按】:钱穆先生的这篇前言,甚为洞彻。在研究中国百年来的政治走向时,有一种强大的倾向:往往分不清中国传统的“农耕时代”、与已在19世纪进入的“工业时代(现已是‘电子信息网络’时代)”之不同;分不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商业民族”之不同;分不清“小国农耕民族”与“大国农耕民族”之不同。更分不清:百年来,已是一种……“外来文化”侵入了中国,并从思想文化上主导和统治了中国及其人民的思想而把一切“文明落后”、“思想文化”堕落的极权专制,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根源。实际上,这正是那种“外来文化”异化中国的误导结果。钱先生的文章,有如阳光和飓风,照亮了我们的眼睛、吹开了一道弥漫的雾霾,使国人能看清了问题的本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学概论》等著作,都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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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30 16:56:37 | 显示全部楼层
“文明”、“文化”两词,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生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采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

再举一例言。电影是物质的,可以很快流传,电影中的剧情之编制,则有关于艺术与文学之爱好,此乃一种经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风情。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之不同。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而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一位资身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其所凭以为战胜与克服之资者,亦不能单恃其自身,于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为马,海滨民族之最先工具为船。非此无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获生存。故草原海滨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即其对自然亦然。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 “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才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贴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一位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惧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线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俱足,循环不已。其所想象而企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具有鲜明之“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故财富有二特征,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商业民族之财富观则更益增强。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计,则转成符号。有物质而转成精神的,因此其企业心理更为积极。农人则惟重生产。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则不愿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业常感满足而实不富有。合此两点,故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定的。然富有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有赖字样。人身非滋养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而发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而异。向前动进的文化,必以向前动进为刺激。战胜克服的文化,必以战胜克服为刺激。富强的文化,必以富强为刺激。然动进复动进,克服复克服,富强益富强,刺激益刺激。古代游牧民族,其兴骤,其崩速。近代之商业文化,虽其貌相若与古代之游牧文化大异,而内里精神实出一致,因此此种文化常感摇兀而不安。 “安、足、静、定”者之大敌,即为“富、强、动、进”。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

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又有新农、旧农之别。何谓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伦等皆小型农国,其内部发展易达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唯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唯一标准。然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发展不辍。今日则新的商业文化继起,其特征乃为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因此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对之,不免相形见绌。于是安足者陷于不安足,而文化生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然此非农耕文化不可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今日具此资格之国家,有美国、有苏联,与中国而散。美、苏皆以大型农国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然其传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中国则为举世唯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然中国改进,其事亦不易。使中国人回头认识已往文化之真相,必然为绝要一项目。

中国文化问题,近年来,已不仅为中国人所热烈讨论之问题,抑且为全世界关心人类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问题,实为一极当深究之历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进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文化之复杂性。不但要着眼在枝节上,应放宽胸怀,通视其大体。

第二:则应明白文化之完整性。人类群居生活之复多性,必能调和成一整体,始有向前之生机。如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之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西文化各有体系,举大端而言,从物质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体生活,如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维、牵牵大者,屈指可数。然相互间则是息息相通,牵一发,动全身,以部门变异,其他部门亦必变异。我们必从其复杂的各方面了解其背后之完整性。

第三,要明白文化之发展性。文化俨如一生命,他将向前伸舒,不断成长。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趣与价值,其实恰如单提一部门来衡量全体,同样不可靠。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中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本书十篇,根据上述意见而下笔,这是民国三十年间事。其中一部分曾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中刊载。当时因在后方,书籍不凑手,仅作一种空洞意见之叙述。此数年来,本想写一较为翔实的文化史,但一则无此心情,二则无此际遇,而此稿揣行李中东奔西跑,又复敝帚自珍,常空失散了,明知无当覆钵,而且恐怕必犯许多人的笑骂,但还想在此种或可引出一二可供平心讨论之典,因此也终于大胆的付印了。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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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30 16:58: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书,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学大师钱穆继其《国史大纲》后,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方能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钱先生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

本书目录
弁言
修订版序
第一章 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
第二章 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
第三章 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
第四章 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
第五章 文治政府之创建
第六章 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
第七章 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和
第八章 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
第九章 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
第十章 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
附录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补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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