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8日，在天坛开始了一场彩排。再现历史上天坛正月初一祭天大典的实况。 一时间，钟磬齐鸣，在三百余名“文武百官”的陪同下，“皇帝”行至丹陛桥，走进祈年殿院内，开始祭天乐舞。龙年正月初一，将作天坛祭天大典表演。 祭天源自先民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认识与遵守。是中国古代一项独特的国家祭典活动，也是一项有着自然程序的礼仪活动。我国自公元前26世纪的三皇五帝时期至20世纪初，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王朝的退出，祭天活动贯穿始终。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祭天活动由初期社会时，简单、朴素的对天行礼、膜拜，发展成为隆重的祭天程序大典。 在祭天大典中，祭天乐舞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明清两朝对祭天乐舞的演练以及对乐舞生的管理相当严格，以保证大典的庄重和神圣性。明清时期在天坛设立的神乐署（明朝初年至清乾隆初年称神乐观），是皇家最高乐舞学府，迄今已伫立了近六百年。它承载着历史、建筑、艺术等诸多文化信息，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是天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天坛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署内设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对祭天乐舞生进行培养和训练。鼎盛时期署内有乐舞生三千多人。明清天坛祭天大典中所演奏的祭天音乐称“中和韶乐”（已被列入北京市市级和崇文区区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是一种集礼、乐、歌、舞为一体的皇家祭祀音乐。皇家祭祀乐舞的演练也在神乐署进行。 明朝时的皇帝普遍崇信道教，祭天乐舞生也由道士担任。乾隆七年（1742年），皇帝下诏严禁神乐观乐官习道教，不愿从业的人削籍为民，神乐观中道士尽遭驱逐。神乐观没有了道士，旋即被更名为神乐所，相应的职官即由知观改为知所，祭祀乐舞生也改而选用年少俊秀的八旗子弟充任，由朝廷派协律郎对祭天乐舞生进行培训。乾隆十九年（1754年），神乐所又改神乐署。 《律吕正义后编》祈谷坛舞谱 清顺治九年（1652年），钦定《服色肩舆永例》颁布天下，清朝服制正式确立。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考经据典，在历朝的基础上，制定了空前绝后、宏大完备的祭天礼仪，至清亡几无更改。兹以神乐所改神乐署后的乐舞生服饰为例，以见一斑： 童子舞服饰，衣用黑绸、齐袖，绘金云气。天坛圜丘执事乐舞生，服蓝镶边青缎袍；武舞生和执旌节乐舞生，服青缎销金花袍。文舞生和执旌节乐舞生、焚香乐舞生，服青缎补袍，所有补用素绘葵花文。祈谷坛执事乐舞生，服蓝镶边青罗袍；武舞生服红缎销金花袍；文舞生、乐生、焚香乐舞生服红缎补袍。以后，乐舞生服色改为天坛用青色，执事袍服无缘。如祭日遇雨，用雨衣雨帽，花样如前制（详载《清会典》、《钦定服饰肩舆永例》、《皇朝礼器图式》等）。祭祀文舞生冬冠，骚鼠为之，顶镂花铜座，中饰方铜，镂葵花，上衔铜三角，如火珠形；袍用绸制，其色圜丘用石青色绸，祈谷用红罗，前后方襕销金葵花；带用绿绸。武舞生冠顶上衔铜三棱，如古戟形；袍用绸制，通销金葵花；余制与文舞生同。中和韶乐乐生，冠顶镂花铜座，上植明黄翎，袍用红缎，前后方襕绣黄鹂，带均用绿云缎。 清朝退位后，祭天活动一度被废除。1914年12月，“洪宪皇帝”袁世凯率百官举行祭天大典，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祭天。 有人曾对现今祭天表演中演出者身着清装表示质疑，其实这无可厚非。虽然在《周礼》《诗经》等古代典籍中已有对祭天活动的记载，但清朝在祭服、流程上的条文规章，多过之前的历朝历代。或者可以说，清朝是我国历代王朝中祭天礼仪最复杂、最完备的时期，选择对其进行重现，可以尽可能的展现我国古代祭天活动的全貌。 天坛旧闻：神乐署中益母草 明清时期，尽管“坛庙禁例”中明确规定了天坛乃祭祀禁地，严禁喧哗，不许饮酒、嬉戏以及开设茶坊酒肆，禁止无关人员进坛游玩，并派专人稽查，但神乐观一带却一直是香客熙来攘往，游客云集，店铺商肆也应运而生。其中的药店专卖用天坛内生长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膏，是医治妇女病的良药。 乾隆初年，皇帝下令禁止商贾在坛庙重地经商，神乐观内禁止栽花，观内各座铺面迁至天坛之外，仍不能禁止神乐观游人聚集。到了嘉庆年间，神乐署内不仅药铺林立，茶社的买卖也兴盛起来，“聚集闲杂多人，或至话古弹词，亵越尤甚”。嘉庆帝一再下令清净天坛，最后只剩几家药铺存留，游人渐少。 但因神乐署严禁栽植花木，药店主人无法开地扩种药材，只就坛内原有的益母草自然生长。天坛益母草于是由原来的人工培植变为野生，后益母膏成为出口药品，行销海外。清亡后的1914年，袁世凯在天坛举行祭天大典，为了安全起见，将神乐署内的所有药店逐出天坛，在天桥、前门一带另辟新铺面，只允许每年秋季进天坛采药。失去了天时地利，天坛益母膏的销路受到影响，从此逐渐衰落。 以上文字摘自学苑出版社即将出版，天坛公园管理处编著《德音雅乐——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题目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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