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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福建巡撫李元陽雲南大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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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4 22:33: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明代福建巡撫李元陽雲南大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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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十三经典籍是经学的主要载体。南宋以前,各单行刊印。南宋以后才出现了“宋十行本”的合刊本,但都不全。到明代嘉靖年间,始由福建御史李元阳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全本出现。该本具有独特的版本学术价值★ 此版本版幅最大,字迹清晰,是极其罕见的善本,也是现存唯一的完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十三经注疏」全本合刊刻。现东方出版社影印版,《明版闽刻十三经注疏》精装全8册,即为明代福建巡抚李元阳校勘元十行本、并参考其它诸本加以补正刊刻而成。而另一个著名清代的「十三经注疏」版本正是阮元据李元阳版而校刻的。显然,李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功劳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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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4 23:00: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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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阳(1497年-1580年),字仁甫、号中溪,白族,云南大理人。明代云南著名文学家、理学家。嘉靖五年中进士。


    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别号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县人,白族。李元阳自幼沉默寡言,但聪明过人,勤读诗书,尤好文史。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取云贵乡试第二名;嘉靖五年丙戌(152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参加议论为嘉靖皇帝生父封号的所谓"大礼议"而被贬江西分宜县。后改授江苏江阴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害,体恤民苦,并以廉洁著称,当地百姓曾为之立碑建祠,载其种种善举。晋京任户部主事后不久,改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官吏、整肃政纪。他刚正不阿,曾直言嘉靖皇帝:"陛下之始即位,以爵禄得君子,近年来以爵禄畜小人。"被同僚称为"真御史"。正是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嘉靖十五年丙申,以御史巡福建。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年),因上疏请求嘉靖皇帝不要去承天,被贬往荆州任知府。在荆州府任上,荆襄百里之间没有水井,他带头捐俸打了几十眼井,限期各县修复河堤池塘,使沿江州县不受水灾,当地人民遂以"李公井"、"李公堤"命名,以兹纪念。李元阳清正耿直,对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现实极为不满,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年),借奔父丧,弃官回乡,从此隐居大理40年未再出仕。他寄情于苍山洱水之间,省却了尔虞我诈的倾轧,再无宦海的羁绊,既与杨士云杨慎、张含、李挚等文化名流诗文唱和,又勤于著述,其诗文集有《艳雪台诗》、《中溪漫稿》,理学著作有《心性图说》,并在晚年编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万历八年(1580年)病逝于家中,享年84岁。


    李元阳在探究理学方面有极深造诣,被后世人称为滇中"理学巨儒"。他交游甚广,曾与王(阳明)学的分支学派如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南中学派的学者王畿、罗洪先罗汝芳唐顺之等交流切磋,并对儒学经典进行悉心研究,还吸收了先贤哲人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李元阳提出性、心、意、情四种命题,并将"性"放在最高的位置,认为无论圣人、凡人都有性,但圣人能"复性",凡人则因外物产生了心、意、情,迷失了本性。李元阳对事物的中与和、知与识以及儒学、道统的传承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他认为"中"是世界的本原,"中率无喜无怒,故为天地万物之大本",是"道之体也"。"中"又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而且"性"就是"天命"、"良知",是先天就有的。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张要以"爱民为主",治理百姓要"节用爱人,己任其劳,处民以佚"。要"以治家之心治其国,以爱身之道爱其民",如此天下就"无难处之事,亦无难化之人"。

李元阳学贯儒、释、道,境界宏阔。他把释、道的思想及实践方法引入儒学,欲为儒学发展另辟蹊径。借鉴道家的养气,以静坐来"内视反听",此为内功;学佛家的救苦度厄,以救济穷人为事,此为外功。他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通之处,佛教和道教两家的方法也可以综合运用到社会实践和个人修养上。李元阳在《天地世界图序》一文中,借助大量的佛、道学说,对世界结构作了详细的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阳陶醉于苍洱山水,却对鸡足山情有独钟。他与鸡足山高僧大德探讨佛理、唱和诗文,交往十分密切,还出资出力兴建、重建或扩建鸡足山寺院,著诗文数十篇,立碑十余通,介绍鸡足山。可以说,明清时期鸡足山的兴盛并成为佛教名山,与李元阳密切相关。《鸡足山志》中写道:"山中寺院,凡倾颓者,无不修葺,并为撰文。鸡山之盛,公为首功矣。"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被称为"地方典献"、"致用经籍"。作为本土著名学者,李元阳以其学识和威望,竭力倡导并亲自编纂方志,这也是他隐居后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李元阳曾三次编写方志,第一次是1542年,其返乡不久就与杨士云合作编修了《大理府志》刊印行世,后此书失传,具体情况已不可考;第二次是1562年至1563年,他独立修撰了嘉靖《大理府志》十卷;第三次是1576年,编纂完成了万历《云南通志》。

因兵燹战乱,嘉靖《大理府志》流传至今的只有目录及正文卷一、卷二。由于明代云南的府、州、县方志多数没有付梓刊刻,而刊刻印行的后又流失散佚,流传保存至今的只有寥寥数种。因而该志虽仅存卷一、卷二,其保存的有关明代大理地区的山川、形势、物产及大事、沿革方面的资料,却显得弥足珍贵,深得后世赞许。


万历《云南通志》是第一部由云南少数民族本土学者编纂的省志,以编纂年代顺序,为现存第三部完整的云南省志。万历《云南通志》共十七卷,分地理、建设、赋役、兵食、学校、官师、人物、祠祀、寺观、艺文、羁縻、杂志等十二志,下又分为五十八目。该志吸收历代地方志的优点,以独具匠心的编排、类列分明的条目、旁征博引的资料、独到的见解而为后世所瞩目。其中《赋役》、《兵食》、《羁縻》、《学校》诸志系李元阳首创,亦为后代云南省志所承袭。

李元阳为官十多年,任过县令、府守等亲理民政的地方官,有浓厚的"经世"思想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因而十分重视方志的"经世致用"功能,强调方志不仅要 "采诸故实,征诸人事",更应"将施有政",使"善为政者成其务"。他深知经济、军事对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故万历《云南通志》大量使用档册及采访材料,详细记录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譬如,在该志"物产"中有关"玉蜀黍"、"蕃薯"(即今俗称红薯)等外来作物的记载,为今天研究外来作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地点、路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佐证。旅美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在研究玉蜀黍、蕃薯传入中国的课题时,"基本翻遍了美国著名图书馆所藏的3000种方志",得出结论说:"最重要的史料是李元阳1563年版的《大理府志》和1574年版的《云南通志》"。这充分表明万历《云南通志》在记载经济方面的内容,尤其是物产方面,不仅在西南,就是在全国也属上乘佳作。可以说,万历《云南通志》是云南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后世的方志编纂有很大的影响。


李元阳是古代云南最著名的山水诗人和游记作家。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酷爱游山玩水的李元阳"以外艰(父丧)去任,遂里居不出。"以后的30多年间,他首先将他的居住地改造成为一个园林,以便悠游林下、寄情山水。他于宅后作"默游园",郭外作缨江、艳雪二亭台,鉴湖、绿野二楼,日夕读书论道其中。其读书亭近中溪,自题对联:"花间鹤是仙都送;阶下泉从雪涧来。"有友赠联云:"一人林下烹仙茗;万卷堂中听响泉。"接着便四处出游,足迹几达半个云南。[1]


省城昆明是李元阳访古探幽的重点。他从高泛舟滇池,被周边的湖光山色所陶醉,深情地写下了:"不到昆明三十年,重来今日已皤然。担头诗卷半挑酒,水上人家都种莲。山色满湖能不醉?荷香十里欲登仙。碧鸡岩畔堪题字,好把滇歌取次镌。"太华山(昆明西山)的罗汉岩(龙门所在地)特别险奇,《一统志》载:"在太华右,卓立海岸,其南峭壁千仞,常绕白云;其北迤逦幽奥,相传为梁王避暑宫。"李元阳泛舟滇池后,登山漫游罗汉岩,被罗汉岩的险奇所吸引,写下了一首长达200多字的古体诗《罗汉岩》:"湖山飞岩映波绿,石壁插水山不足。舣艇跻攀到上头,下见湖光洗寒玉。寒玉汹涌动席前,二十万顷涵云烟。冥冥一鹤飞不去,天际回翔似有缘……"西山诸峰中,还有一座山峰"状若耳窍,因名进耳。"进耳山上有一座环境清幽的进耳寺,李元阳漫步在进耳寺里,口占了一首七律:"江海闲身得漫游,莲宫一榻喜清幽。湖窥水鉴频疑曙,风度岩廊易作秋。千里遮围山势合,孤帆迢递海门收。禽鱼上下应无数,独羡安眠沙际鸥。""螺峰拥翠"是明代昆明的六景之一,螺峰山也名圆通山,山下有元代古刹圆通寺,山上亭台楼阁隐现在茂密的树林中,是文人墨客重九登临的首选之地,也是善男信女烧香拜佛的重要场所。一生礼佛并写过许多禅诗的李元阳,曾多次到圆通寺朝拜。有一次,他朝拜毕佛祖,从圆通山南麓陡峭的石壁下登山,被陡峭、多姿的石壁所打动,不禁写下了一首七绝:"铁壁蜷然拥绀宫,曲崖石磴穿玲珑。何年脱下苍龙骨,至今鳞甲生秋风。"[1]

嵩明药灵山,又名秀崧山,海拔2627.4米,是一座风光旖旎、生长着300多种药材的名山,山上有一座很有名气的何有庵。李元阳有感于庵主"白斋师"的为人,特写了一篇《嵩明何有庵记》。该记在称颂了"白斋师"的为人后,还对何有庵的环境和设施有所记录:"按状,庵跨崧山,前为楼阁奉弥勒像,后为观音殿,左为茄蓝殿,右为祖师堂,金碧丹垩,在翠烟碧澜之上。左山为蟠尾,凡三。顾右,则海子三隐三现。"[1]


家乡大理,更是到处都留有李元阳的足迹。他泛舟洱海,观察之细,令人赞叹。白天的洱海是:"洱波三万顷,轻舟泛长风";夜晚的洱海是:"不见波跳险,但闻摇橹声。渔灯在一舍,斗柄正三更。";晴天的洱海是"琉璃泻万古,灏气开鸿蒙。风恬水无波,一镜涵虚空。澄明万象丽,照耀金银宫。中流棹讴发,心与境俱融。";阴雨的洱海是:"风轻雨细一江浪,凫没鸥兴几叶舟。"居住在苍山中溪旁的李元阳,对苍山的描写就更多,更细腻了,从宏观上看苍山是:"点苍山势若游龙,深入烟霞第几重?二十四峰青欲滴,中间一朵白芙蓉。"(《游苍山背白石岩》);从微观上看苍山"玉带云"是:"苍山多白云,鲜妍逗高岊。风吹云缕分,如丝又如缬。悠扬出崦嵫,萦回恋□嵲。暂开非有祛,才定翻成掣。翩然鹏翼垂,郁彼隼旟揭。来封隐士庐,占断苍虹穴。色形稍染日,石碍疑堆雪。须臾风候殊,变态不容瞥。但见翠微间,玉英纷点缀。逢迎似袂连,接续如牵绁。一带縆山腰,玉光同皎洁。横亘百里长,延缘浑如截。曙色欲曈昽,见者为击节。方舆富伟观,此境真奇绝。传图反见疑,欲说难为舌。汉家禅五陵,兹山方隔别。留与山中人,晨夕自怡悦。"(《点苍山夏秋有白云如带,横亘山腰,世称奇绝》)。苍山马龙峰和圣应峰之间的"清碧溪",是苍山的一个著名景观。那里,自上而下有三潭清澈、甘洌的泉水,称为"水叠三潭"。李元阳曾三次探访这个名胜,并写过一篇《游清溪三潭记》。他在这篇游记中说,清碧溪之水"明莹不可藏针",水底青绿黑白的石子"丽于宝玉";还说,若有树叶落到潭中的水面,就会有小鸟立即飞到水面用嘴叼去;"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水光鸦碧色,上潭水光鹦绿色。"


漾濞县境内,苍山龙泉峰与玉局峰西麓,有闻名遐迩的石门关。李元阳游览石门关,被石门关的险峻和奇景所震撼,曾写下《石门山行》、《游石门关记》等诗文。《石门山行》是一首七言古诗,该诗长达210字,将石门山的险峻和奇异景观写得淋漓尽致:"石门倚天千仞青,花源崖夹春冥冥。芝墙瑶洞杳莫测,羽衣金节藏仙灵。仙人乘鸾从此去,石扇千年永不扃。上有五城之绛阙,雨旸祈报称明馨,我来窥门入不得,遥寻石磴迂游軿。须臾得到洞天上,拜谒虚皇礼列星。万丈铁崖无尺土,淄泉直落声丁丁。青冥下视不见底,白昼倏忽生雷霆。……"[1]

剑川西南2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佛教名山石宝山。李元阳曾两次到此访古探幽,第一次是嘉靖九年(1530年),李元阳陪同被谪戍云南永昌的四川状元杨慎一道登山;另一次是32年之后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李元阳与弟李元和等人重游。两次游览石宝山,李元阳都写有详细的游记,第二次游览时,他还在石宝山的崖壁上题了这样一首诗:"剑海西来石宝山,凌风千仞猿猱攀。岩唇往往构飞阁,石窟层层可闭圜。恍疑片云天上落,五丁把往留人间。霜痕雨溜石色古,璆琳琅玕何足数?老藤穿石挂虚空,欲堕不堕寒人股。"[1]

宾川鸡足山海拔3240米,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明代时有大小佛寺、庵院100多所。李元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游鸡足山,写有长达2400多字的《游鸡足山记》,对鸡足山的风光、佛寺、僧人有较详细的记录。李元阳游鸡足山,还写有一首五言古诗《同诸人渡榆水上鸡足山大顶》,这首长达260字的诗描写了他与诸人登鸡足山时所见到的许多景观:"乘兴访名山,发掉榆河涘。兰舠辞碧波,跃浪看鳣鲔。……突见华首门,下拜斯为美。古松千尺强,马远画中似。桧枝如建纛,半被雷火死。排空罗汉壁,嵌洞援藤藠。……"[1]


李元阳的山水诗清新、隽永,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他曾说:"古今游观题咏,不在园苑则在宫观,不在宫观而在岩洞,皆以山水形状之变无穷,故章句之变亦无穷。然寄墨于园苑者以年计,寄宫观者以世计,寄岩洞者与山河同其永矣。"李元阳的游记大多景不虚设,必在写景中摇荡胸次,写出生生不尽的意来。如游鸡足山天柱峰普光殿,见大殿恢宏,不由得生出了"追维存殁"之情来,"恨殁者长往,存者不再见矣。江山千古,登眺须臾,胜迹既留,音容在目。"(《游鸡足山记》)李元阳游记的另一特点是文有赋心,但又脱去汉代大赋不厌其烦的长篇铺叙、堆砌辞藻的恶习,而具有六朝抒情小赋清新明丽的特点。如《翠屏草堂记》篇幅短小、文辞清丽,就体现了抒情小赋的特征。有人认为,李元阳的游记宗法于柳宗元,且得其神髓,如果就其风格的瘦削、幽远,艺术上的融情于景、铺排收结来讲、李元阳的确是学柳而得柳。不仅如此,李元阳的游记也于法外创新,如风格的峭洁就甚于柳宗元。[1]

李元阳才情并茂,长于诗词创作。他的诗大多数创作于隐居后,以反映蛰居生活、寄情山水的内容为多。《默游园记》:"手种园林满落霞,闲来钟罄听儿挞。竹间笔砚誊诗草,楼上香炉供法华。窗岫爽添三伏雪,阶泉寒绕四时花。闻之天上夸兜率,孰与榆城处士家。"就是其晚年宁静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元阳深谙佛道,洞穿世事,其诗澹泊、旷达。刘文征天启《滇志》称其诗"森爽潇洒,有尘外致",这是有道理的。的确,他的山水诗中常常蕴涵着佛的灵妙、道的高洁,如:"日晒苍山雪,瑶台十九重。白圭呈众谔,玉镜出奇峰。涧口羊蹲石,枝头鹤压松。九洲多杂染,太素此提封。"然而,身似悠然,内心却充盈着矛盾与苦闷,"点苍山月碧玻璃,光泛榆河万顷波。却亿美人何处是?欲随风到玉关西!"《病》中亦写到:"久知身是幻,何处归愁肠。"但他亦非消极遁世,清新淡泊却不废青云之志。《闲咏》:"灰心不待老,世味久已泊……浮邱昔所宗,无生倘能托。"《眺望点苍山》:"夙心在翠微,安得随高鸟!"等等,正是这种心境的自然流露。


李元阳的诗也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喜雨》、《雨望》、《苦雨叹》、《征妇怨》等诗,描写了水旱灾害及征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苦雨叹》:"檐涌滴不绝,寒意入衾绸。哀彼茅屋人,相向双涕流。玉桂悲粒薪,宁思身上袭?门无丁壮儿,逐役何时休!"他严厉抨击封建王朝对云南少数民族发动的战争"损国威,剥元气,莫此为甚矣!"

李元阳还长于文,创作了不少散文、游记、序跋、碑铭之类。其游记如《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记》、《游鸡足山记》、《石宝山记》,描写大理白族地区绮丽的自然风光,表达了热爱祖国山河的真挚感情。如《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记》写到:"若夫苍山之色,春黛而夏绿,秋翠而冬苍;雪睿经朱夏而耀银,溪水下渠漱玉。四塔标空,宝顶出入云上;一江涵碧,天镜堕于地中。烟树蔽亏,林密幽映,此则一入其境而目为之明,暂杷其光而身为之使者也……"《清碧溪三潭记》写到:"源出山下石间,涌沸为潭,深丈许,明莹不可藏针。小石布底累累,如卵如珠,青绿自黑,丽于宝石,错如霞绮。"行文寓骈于散,状物惟妙惟肖,抒情直泻胸臆,情景交融,生动真切。壮丽苍山与秀美洱海的景致,与其松立险壑的品节,跃然字里行间。李元阳的序跋、碑铭则温文尔雅,圆润流畅,在艺术上超过了历代白族文人,至今为人称道。


李元阳工于书,书法温润拙朴,蔚为大家。不仅大理地区,省内昆明、安宁、腾冲的庙宇碑文撰书多出其手,远至湖北、福建也有其书法碑刻流传于今。

李元阳的人品学识为时人推崇,与其同时代的"嘉靖八才子"之一任忠斋,就曾评价说:"中溪晚年之学,如霜清岁晏,万象森严,长松在壑,剥落英华,收敛神气,复归乎其根也"。而他的道德文章,又为后人景仰,李元阳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区的府县志,多为之立传,表彰其事迹。甚至在白族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李元阳的故事传说。

与杨士云同修《大理府志》,并修订《云南通志》。著有《心性图说》、《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在闽中曾校刻《史记题评》、《十三经注疏》、《杜氏通典》等计764卷。

云南山水诗人李元阳 . .大理日报 . 201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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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 21:11:01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研究述论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研究述论

《十三经》经、注、疏、释文最早合刻,始于南宋建阳书坊。这种文本形式方便阅读,甫一出现,即受欢迎。元泰定前后,宋刻附释文的注疏本被翻刻行世,其书板流传至明代正德年间,递经修补刷印,即后人所谓“十行本”、“正德本”。此后,相继出现了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明末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清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间阮元于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等。这些明清时期重要的经书注疏版本,其源头皆可追溯至元代翻刻宋代附有释文的注疏本。长期以来十行本”一直被当作宋刻本,阮元翻刻十行本亦号称“重刻宋本”。直至近代,学界始确认所谓“十行本”、“正德本”实际上刊于元代,而元刻十行本的刊刻底本,才是真正的宋刻附释文注疏本。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学术界称作“李元阳本”、“闽本”、“嘉靖本”。本文简称“李元阳本”),是李元阳在福建任御史期间,校勘元十行本并参考其它诸本加以补正刊刻而成。书中关于李元阳刊刻的信息,由于流传久远,又经后代的修补和剜改,几乎无法确知。我们根据对相关资料的考察,确定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除《仪礼注疏》外,是李元阳、江以达等人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1536-1539)在福建依据元十行本翻刻,其中《仪礼注疏》可能是据汪文盛校刻本翻刻。李元阳本版式,乃仿照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中《尔雅注疏》而略有改。其后出现的监本、毛本等都与李元阳本有一定的关系。而阮元于嘉庆年间校勘《十三经注疏》时,广校众本,其中就包括李元阳本。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分别被收藏在中国、美国、日本和巴伐利亚等国的大型图书收藏机构,有十多部,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网络公布的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简称“哈佛李元阳本”),曰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简称“东京李元阳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简称“京都李元阳本”)以及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本(简称“巴伐利亚李元阳本”)。

一、李元阳本《+三经注疏》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问世以来,鲜少有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在涉及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成果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二是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流传过程中价值的研究;三是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下面,我们对这些研究成果分别论述。
(一)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
日本学者关口顺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一文中称:
在闽中(福建)由御史李元阳与提学佥事江以达(后印本删去江以达的名字)校刊。板式:半叶九行;经,大字单行;注,中字单行;释文、疏,小字双行。据说,此本是嘉靖十一二年至十五六年之间(1532-1537)以正德本为主,另参考其它诸本加以补正而刊行的。闽本就是C十三经注疏>第一次全部汇刻的合刻本
关口顺对李元阳本的校刻者、版式、刊刻时间、底本等进行了描述,其中关于李元阳本刊刻时间的论断不确,根据王锷先生的考察,当是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1536-1539)刊刻的。
沈津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隆庆重修本《十三经注疏》”一条载:
《十三经注疏>三百三十五卷,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隆庆二年(1568)重修本。一百七十三册。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书口下有刻工。框高一九、五厘米,宽一二、八厘米。„„是书今传世最早者为元刻明修本。„„按李元阳刻本在每卷之第一页第三行,刊有“明御史李元阳、提学佥事江以达校刊”。此本“李元阳”等字多被剜去。细检全书,《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二至三十仍有残留,显为当时所遗。是书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部作“明嘉靖李元阳刻隆庆二年重修本”,此当亦如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六馆,台
湾中央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皆有李元阳本。全书经日人批点,末四册为日人补钞。钤印有“鹅湖图书”、“鹅湖亭藏书”、“平舍书夜”、“管原丰明”、“止”、“似闲”、“大观楼藏书”。断2
沈津先生对哈佛李元阳本进行了详细考察,特别是其中提到了校勘者信息被挖改的情况,值得重视。
王锷先生在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未刊稿)一文在对校东京李元阳本和哈佛李元阳本《礼记注疏》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
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有缺页。东京李元阳本卷三十五第三十一页、第三十二页缺,代之以李元阳本《周礼注疏》卷三十五第三十一页、第三十二页。哈佛李元阳本不缺。„„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将不同书但相同卷次之页错乱倒装,可谓粗疏之极B]。
上述文章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版式、藏书机构、藏书印等进行了研究,并对初刻本与重修本的不同之处有所说明。但是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尚可对不同版次、不同印次李元阳本进行深人研究,还可与其它版本进行对比研究。
(二)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流传过程中价值的研究
张丽娟先生的《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一书,对传世的一百零四种宋版经籍进行系统的考察,对刊刻缘起、流传脉络以及收藏情况等皆有详细考察,为研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提供了有益参考。
乔秀岩先生在《〈礼记〉版本杂识》中认为现存《礼记》经注版本可分两体系: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
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
李致忠先生《十三经注疏版刻略考》梳理了《十三经注疏》的多种版本信息。文中提到:
南京国子监在整理这些旧板(按:指元十行本)而予以重印之前,遇到该修补者修补,修补的时间大概在正德时期气遇到旧板全烂不能再行印刷者,就另行刊雕,而新雕就多以嘉靖时李元阳闽中所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了。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李元阳本的刊刻背景及版本渊源等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但是,目前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刊刻流传史上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尚有欠缺。目前仅见王锷先生《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一文。
(三)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
前辈学者,多对李元阳本进行校勘批注。比如湖北省图书馆藏本有清朱邦衡录清惠栋校;山东省图书馆藏本有清许瀚批校;京都李元阳本有日本学人山井鼎、根本伯修等人的批校;哈佛李元阳本也有朱笔批注,沈津先生称“全书经日人批点,末四册为日人补钞”而批注以及补钞此本的“日人”为谁,有待进一步考证。这些批注或是对李元阳本的直接校勘,或是过录其它校记于此本,或是将李元阳本作为工作本,值得我们研究和利用。另外,前辈学者校勘经书时,也多引据李元阳本。比如阮元在其所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就对李元阳本非常重视,大量提及“闽本”。
但是,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成果甚少,多散见于相关文章,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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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琉》的研究童义及展望
就当前的研究成果看,学界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重视不够,研究的很不充分,我们拟选取其中的《礼记注疏》进行系统研究。那么,研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还需要作哪些研究工作呢,
(一)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意义
从经书刊刻的角度看,南宋建阳书坊始将经、注、疏、释文合刻于一书,而李元阳本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文本形式。我们选取其中的《礼记注疏》,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版本特征及刊刻流传等,可弥补明代经书版本研究的不足。
从古籍整理的角度看,由于元刻明修本无《仪礼注疏》,李元阳本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十三经注疏》。其后出现的监本、毛本等都与李元阳本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而李元阳本又是继承元十行本而来,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版本。我们可以在对校阮刻本的基础上,对李元阳本进行研究,发现它的价值和不足,这对我们整理古籍有一定的意义。
从研究过程上讲,我们将李元阳本与阮刻本进行对校,无论是对李元阳本的研究,还是对阮刻本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作用。通过对校,我们可以详细考察阮刻本对李元阳本的吸收和利用尚存在哪些不足,从而深人挖掘李元阳本的价值,分析阮刻本的不足。
(二)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展望
我们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了解甚少,国内外学者也缺少对于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系统地研究。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有必要以某一部经书为切人点,进行以下工作:
首先,根据相关资料,理清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刊刻的背景、时间、地点以及相关人员。
其次,梳理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体例、残缺情况、流传过程中的修补以及内容上的讹脱衍倒等问题。笔者对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进行了部分梳理,就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一是李元阳本《礼记注疏》在其印刷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残缺,多为印刷时用墨原因。例如,卷一第三页A面第一行右“周公代之摄政”,“摄”字残;卷一第三页B面第三行左“但量时设教”广设”字残;卷一第四页A面第一行右“所以三千者千”字残。二是由于所用底本元十行本有大量的墨钉,李元阳本在刊刻过程中并未进行大规模修改,以致李元阳本也大量出现墨钉。例如,卷五第十六页A面第一行阮刻本作“言子者通男女”,李元阳本为墨钉;卷五第十六页A面第七行右阮刻本作“称色吏”,李元阳本为墨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对校其他版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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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研究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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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 21:18:5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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