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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第五十二任云贵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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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21:34: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五十二任云贵总督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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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是什么书?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知,是“中国的圣经”,是谁主持篡刻印行的?是阮元公……。彰显阮公是贤德之士大夫和历史功臣。真是天道、人道之合一,阮公竟然还任过云南总督。自然,云南会有他留下的事迹。古之为官者,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此为笃信。而这种笃信并笃行,正来自以“天下为公(天下)”与“天人合一(天赋人权平等)”为精髓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是“中国的圣经”中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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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6 21:48:5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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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公犹共也”…。“公共之天下”…,

(非私有的江山,公天下是也!…)


“天人合一”。“为人者天”。“…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造万物,生命皆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是也…)

经学文化,是传统为官者和知识分子、及至皇帝百姓同学的知识思想文化。不是个人的指导思想,是普世性的公理。是以“天下为公”与“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文化。……

《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始建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距今为一千五百四十一年。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大,通高3.38米,上宽1.35米,下宽1.46米,厚0.25米,碑阳正文24行,行45字,共 927字。故称"大爨"。它是现存晋宋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爨龙颜碑现存陆良贞元堡小学。碑文追溯了爨换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为后人研究爨换家族及晋南北朝时代的云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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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在清道光六年,为金石家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时,访求名碑于陆良贞元堡发现,命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题跋。
★相关文章:
(编注:“为人者天”,是董仲舒公在其著《春秋繁露》第四十一篇所论。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人”是“天”所创造的。充分解释出了“人人生而平等”之源本。比洛克阐发,至杰斐逊宣言、的思想更早、更本质。董为中国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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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6 22:01: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阮元:一代文化巨匠的云南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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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八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六十三岁的阮元从广州出发,携带家小前往昆明。此前半月他接到新的任命,而且是道光亲自下的指令:“调两广总督阮元为云贵总督,湖广总督李鸿宾为两广总督。”(《宣宗实录》卷98)原因是总督赵慎畛于此前的五月十七日不幸病卒,考虑到那里是边防要地,需另择有力人物立刻前去替代,皇帝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由于日期紧迫,他将手头事务匆匆安排后立即动身,跟当地友人及门下弟子的告别,也大多只能是在出发当天饯行的码头边。《雷塘庵主弟子记》道光六年谱下记云:“是时文武属吏,军民人等皆切攀辕之思,各书院山长及在城绅士,并学海堂诸生、各书院生童,多赋诗为大人送行,卷册如林,佳作亦极多,兹概不录。惟越华书院山长刘朴石先生彬华序文云:我朝百九十年来,名卿宰相帅广之久于其位、而盛名足以压倒百蛮,明略知足以训群吏、慈惠足以洽黎庶、学问足以式秀髦、威令足以整帅旅,系人去思不已者,惟宫保大司马阮公为最。凡此皆纪实也。”而他当场也以诗相答,其中“讲学是非宜实事,读书智愚在虚心”这两句,可谓自己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心得,作为临别赠言,他把它留给那里的朋友和弟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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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元手迹  与少白十一兄书)
当初他走的似乎是一条水陆交替的路线,这可能限于途中有些地方水浅难行,大致行程为先从广东坐船到广西,穿过整个湖南,再由贵州转陆路到云南。身边的行李里除了替换衣服,就是多年来苦苦搜集的那些书了。因数量较大,大部分只好忍痛割爱留下。其《检书》诗称“十载居岭南,积书数十架。兹为南诏行,安得全弃卸。亲友可以别,此事岂能罢。损之又损之,已劳四牡驾。”以每匹马载书千册记,总数约在四千册左右。六月二十八日到肇庆。七月十七日到陡河(广西灵溪)。七月二十二日过浯溪,这已经是进入湖南界了。八月初三日抵常德府,然后溯沅水,过洞庭。八月十五日舟过会同县时正逢中秋佳节,独坐船头赏月,有《沙岸坐月》诗。八月二十一日过贵州镇远府,即今黔东南州镇远县。九月初九日过黔西老鹰崖(普安县白沙乡)。九月十三日入云南界,在原平彝县、现富源县有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接收前任领导班子交付的总督大印。五天后的九月十八日下午四点钟,一身风尘,走进位于昆明市中心胜利堂的原总督衙署,算是正式开始上任了。



据王章涛先生《阮元年谱》所载,当天他进门后坐下来,第一件事即“询饬各营务及各边务,铜政,盐政。”很像是个模范官员的样子。这位扬州贫寒人家的子弟,从小由母亲教着读书,他的好运似乎是从乾隆五十年(1785)获全县科试第一名开始的,从此成为一名享受国家津贴的县学廪膳生,那年他二十二岁。江苏学政谢墉惊赏曰:“余前任在江苏得汪中,此次得阮某矣。”次年即高中举人,进京会试下第,留馆京师著《考工记车制图解》,在学界崭露头角,声誉鹊起。两年后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五十八年才刚满三十,即出任山东学政,相当于现在的山东教育厅长加省委宣传部长和文联主席。两年后,同样的位置,不过移到了经济地位更为重要的浙江。三十六岁兼兵部右侍郎,同时出任浙江巡抚,这就是浙江省的省长兼省委书记和省人大主任了。短短十四年时间,从一个读了几年私塾,不过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青年,成为全国最富裕地区的一方大员,这样的速度和力度,放在现在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此后二十多年基本是在国家重臣的位置上转来转去,当过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也当过兵部右侍郎和漕运总督,直到从广东被突然调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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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湖阮堤)
云南系西南重镇,与缅甸、越南等国家接壤,国防安全问题向为重中之重;加上物产资源丰富,所产盐、铜在全省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刻疏忽不得;此外还有复杂的少数民族关系。果然,上班没几天,皇帝的圣旨就追了过来,而且一下就是两道,恰恰正是针对边务盐务积弊的,其中的一道称“据御史廖敦行奏称,滇省盐务,现因卤淡短课,是短课之由。总因盐斤日少,而课必取盈。以致管盐各官不克措解。著阮元等确查该御史所奏。”(《见《宣宗实录》卷99》于是赶紧询属员,做调查,写报告,刚应付过去没多久,第三道圣旨又到了,这次是对他边务整改措置的答复:“云贵总督阮元等复奏:御史杨殿邦所奏边要各条,均经逐一访查,容再随时妥办。得旨,所奏俱悉,务要随时认真查办,不可稍有疏忽。”(见《宣宗实录》卷111)前面是军机处的转奏,后面是皇帝的批复,口气听上去似有不满之意。

一到任就这么麻烦,想来也够他受的。来前他本以为“滇地虽控夷,政事颇清睱。正宜理陈编,青灯坐清夜。”现在才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此后一年他的身影不停地出现在全省各地,相当于现在的领导调研和下基层。尽管没有电视台扛了摄像机一路跟着报道,但看看他编年体的《擘经室续集》道光六年、七年卷下那些诗的标题:《阅边兵至开化》、《南云行》、《上已日东川道中》、《过以濯河》(下有自注:河在会泽县)、《阅黔西威宁镇兵》、《可渡桥夜月》(下有自注:桥在威宁、宣威二州,滇黔分界处)、《阅盘龙江登雄川阁望滇池》、《巡西边晓发》、《住大理阅兵三日看点苍山》、《丽江雪山》、《天生石桥》(下有自注:在大理府城西南三十五里)、《渡沧澜江铁索桥》、《漾濞溪道中》,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当然集子里吟咏当地景物的诗作也不少,如西台宜园、金马碧鸡什么的,这也容易理解,毕竟身为当地最高领导,很多事情需要在衙门里才能解决,总不能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何况一手持铜琵铁绰唱大江东去,一手持红牙檀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原是中国文人的拿手好戏。像他这样素以风雅自命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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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揅经室文集》书影)
等政事有了一定头绪,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基本适应了以后,他压抑已久的艺术天性,自然又会很快冒出来,道光七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在前往太理阅兵的途中,有人跟他说,历史上大大有名的那块《南诏德化碑》,就在当地太和县境内,兴致大发立即驱车前往寻访,果然在下面一个叫薛官堡的地方找到了。《擘经室续集》卷八有《南诏残碑》诗,其中有句云:“文章与书法,确是唐贤派。上溯东碑,古法尚不坏。”即为此事而咏。诗后另附有其子阮福考证:“在大理府太和县,名《南诏德化碑》,撰文为南诏清平官郑回,书为杜光庭。字多剥落,仆地已久,土人呼为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王兰泉先生昶宦滇时,访得于县南二十里大道之侧,载入《金石萃编》。跋尾称是碑在大历元年,碑文约三千八百字,今仍存八百字。福又得兰泉先生昔未释出四十余字。家大人云:唐以前碑字,犹是北周、北齐遗法。王、主二字,三横皆齐;日、月二字,宽而不窄。以此较北朝碑真相合矣。”

两个月后,友人张澎的来信,激起了他更大的兴致。此人以研究西北地理著称、并且还精通西夏文字,是当时有名的经学大家。信中张告诉他说,根据宋代地理名著《太平寰宇记》里留下的线索,“南宁州刺史爨深南宁县西有碑,南史骠骑大将军爨云陆良州南有碑。倘或搜寻,应成鼎足。”可以想象这一线索带给他的激动,几天后,爱子阮福就从三百里外的陆良传来了好消息,说这块当地历史最悠久的东晋古刻,已经被找到了。从时间方面看,显然是在收到信后,甚至就是当天,立刻让儿子动身前往那里去探访的,可见当初劲头是何等之大。

此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墓主系当时的宁州刺史爨龙颜,故又称《爨龙颜碑》,此外还有个别名叫大爨碑,这是相对当地另一古碑爨宝子碑而言的。《阮元年谱》道光七年十一月条下有云:“是时,阮元在云南陆良访得《爨龙颜碑》,并在碑下文题跋。”更详细的纪录可以在阮福所撰《滇南金石志》里查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之左下文有无字隙处,家大人亲书题跋刻之。跋文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福手摹此碑二十四字于后,以见当时北派字体犹见于隶,非比晋帖之伪。”父子二人,于文物均是如此珍惜热爱,孜孜不倦,这确实是让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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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爨龙颜碑)
那么,这个爨龙颜到底是个什么人,有些什么来头,值得我们的总督大人如此的惊喜异常,奉若至宝呢?根据今人研究,爨氏为南中大姓、历史悠久。《战国策·魏策》称“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爨襄之力也。”是其名最早见之史乘者。《三国志》载孔明征云南,平叛乱,收其俊杰为地方官吏,“建宁爨习”即为其中之一。后人认为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爨氏已经举族南迁进入今滇地一带。二爨碑先后问世的东晋南北朝,当正爨氏称雄南中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陆良县又有石刻出土,上书“泰和五年岁在亲(辛)未正月八日戊寅立爨龙骧之墓”。“泰”同“太”,为北魏孝文帝年号,太和五年即公元四八一年,龙骧东晋军事职称,当为龙骧将军之省略。推其文义,爨龙骧当即爨龙颜,或碑撰于大明二年,此年乃正式下葬之年,故另刻石以纪之。可惜这已是阮元身后一百多年发生的事了,无幸再见识这件宝贝,不然的话,可以想见他又会是如何的欣喜。

当年年底,他在友人和下属的陪同下,偶然前往距滇池仅十余里的黑龙潭游览。本来不过是工作间歇的散心,结果却促成一篇力作的完成。因在那里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无论方位、路线与地形,均与前汉文献所载之黑水与黑龙祠相似,加上几天前本地硕儒王崧又以王莽时代货币相赠,说是在下面大理浪穹(现巍山县)出土的,当地农民牧牛于野,牛蹄踏空,结果发现有个地窖,里面满满藏着的都是古钱币,总数约有两千余枚。这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让他对西汉云南的文明程度产生了美好的想象,同时也引发考证的兴趣。文集里《云南黑水图考》一文系于道光七年条下,应该就是在当年完成的。全文虽然不长,但材料丰赡,论说详核,又有自绘舆图互证,可见是下了大功夫的。这一招他二十多年前著《浙江图说》时已用上了,此时不过技艺更精罢了。

其核心观点大约是这样的,先引现存最早文献《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之经义,考定古梁州之域,当在滇池之南。然后再证明“滇省城东北十余里有黑龙潭,潭上有龙王庙,此潭、庙甚古,莫知其始。《汉书地理志》:滇池县有黑水祠。余谓今滇池之上黑龙潭、庙,非即古华阳黑水之黑水祠欤?或者潭东唐梅、宋柏之间,今之三清道宫,即汉祠故址,而潭北龙王庙即神祠所迁降者欤?滇池与南盘江、礼社江切近百里,前汉有黑水祠,理亦宜之。”这一论点,比其它学者所认为的三危山、黑水河在今甘肃敦煌,显然要更具说服力。文章完成后想必自己也很得意,余兴勃勃另赋诗两首以纪其事,其一云:“千岁梅花千尺潭,春风先到彩云南。香吹蒙风龟兹笛,影伴天龙石佛龛。玉斧曾遭图外划,骊珠常向水中探。只差李杜无题句,不与逋仙季迪谈。”其二云:“铁石心肠宋开府,玉冰魂魄古梅花。边功自坏鲜于手,仙树遂归南诏家。今日太平多雨露,当年万里隔烟霞。老龙如见三沧海,试与香林较岁华。”黑龙潭位于今昆明北郊五老峰下,此诗刻石原在上观三清殿玉照堂壁上,现存上观碑亭内,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可以去那里看一下。

两年后的道光九年九月,由他本人担任总辑,弟子友人合力辑成的煌煌巨著《皇清经解》终于问世,此书集有清一代儒家经学之大成,内收诸家解经名作一百八十三种凡一千四百卷,后世学界誉为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因在任两广总督时创立的广州学海堂辑刻,故又名《学海堂经解》。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一件大事。虽有赖多位当世学者通力合作,但创意和资金都来源于他,且精审书目,联络作者,校核版本,因此主要功劳应该算在他的头上。《雷塘庵主弟子记》里对此也有相关说明:“是书大人于道光五年在粤编辑开雕,六年夏,移节来滇。凡书之应刻与否,大半皆是邮筒商洽所定,今越五年书成。”这部书再加上此前完成的《十三经注疏》和《经籍籑诂》,可谓已将古代和当代的经典学术著作一网打尽。很多人至今尚记得他的一句名言:“夫遗金不如诒经,犹徒为一家读书计耳。”意思是如果你生前富有,将钱留给子孙,只能供一人读书,将钱用来印书,就能供天下人读书了。

道光十年,像以往任何一年,和以后任何一年一样,任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发现猛梭,猛赖一带有国外军事势力活动,立即照会越南国王,责令严加管束;属下龙陵厅芒市地方作乱,派出官兵剿捕;重修重华圃教场操练炮兵;处置贵州镇远镇总兵孔广源渎职事件等。但对他个人来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在住所附近筑的那个碧鸡台。清代的云贵总督衙门,原为明黔国公沐氏之国公府,康熙十七年平吴三桂之乱后改建,内有公堂、露台、花圃、演武场等建筑。当然按今天的叫法,应该称它抗日战争纪念堂才是。在所作《碧鸡台记》中他吞吞吐吐地说,督署内“东有宜园,已见金马诸山,而滇池北渚碧鸡诸山皆在西南,不能见也。西南楼久圯,道光六年余初到滇,子福构木台以复其境。今四年矣,木渐朽,遂彻之,而迁其台于署西北废圃澹泉西南七丈许。台以七千土筑垒而成,纵横上下皆一丈三尺,工朴用省,成之甚易。台腹以梯旋而上,台上又立四壁,为八尺之瓦屋,宽其西窗,碧鸡关戍如在几案。昔李赞皇帅蜀,建筹边楼,而边垒一新……余以衰老腐儒,奉使持节坐镇之,而不必有所更张设施,惟以崇国德威,休养民生为事。所以政简身闲,得与宾客登台,兴复不浅也,又安用侈其名而矜之乎?则名之曰碧鸡台可矣。”

坦率说,文章写得不是太好,绕来绕去的,但想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公堂西南原有旧楼,倒塌已久,其子曾在原址筑简易木台供登览之用。后来木台也坏了,只好择地另建。里面提到的废圃,应该就是原沐府的花圃,而改木为土,强调“工朴用省,成之甚易”,并有意在碧鸡后面加关戍二字,显然出于对民间舆情的担心,怕有人批评他大兴土木、假公济私什么的。果然,在文集中还另外找到一首诗(题长不录),因混入道光九年己丑卷中,一般人包括年谱作者可能都没发现。诗中自称“草草荒园起一台,不伤民力不伤财。两层白纸糊虚窗,四壁黄泥垒大坯。”可见这位当年身兼两省省长的高官,胆子也未免太小,相比现在花几千万造高尔夫球场的乡长,花几个亿造县府大楼可以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县长书记,实在是显得有点太窝囊了。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一个官员如果要讲政治的话,除了边界问题,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早在到任之初,他就似已成竹在胸。这个办法讲穿了不稀奇,实际上就是在广东屡试不爽的以夷治夷的云南版。“十月,筹边费一万两,招募傈傈三百户驻腾越厅属边界,给以山地耕种,以防野匪。”此事《清稗类钞》有更详细的记载,该书吏治卷《阮文达使傈傈屯种》条称:“阮文达公总督滇黔时,腾越边境有野人,时入内地劫掠为患。而保山等处,又别有边夷,曰傈傈,本土司所辖,以垦田射猎为生,精于桑弩毒矢,野人畏之。文达乃筹边费万金,招傈傈三百余户,驻腾越边界,给地屯种,以御野人。”这里所谓的野匪、野人,自然是一种匿称,隐指意图染指其地的外国势力罢了。几年下来,效果很好,为保长治久安,他提请朝廷将此项费用列入国防开支。奏折递上去以后,很快就有了回音。“著照所请,准其于司库备边项下先行借动银二万两,饬发该府厅购置田亩,分别拨种招佃,诶田亩招齐,即行停止盐粮。所借之银,即由本省捐廉分限补归完款,毋许延宕。此项既归捐补,并着免其造销。钦此。”不仅经费到手,而且还不用报销,可见这一策画很对皇帝的胃口。

鸦片问题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此前在广东,他采用的手段是恩威并施,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当时政界高层有人鉴于形势所迫,提出自己栽种用于代替进口,以防白银进一步外流的策略。阮元态度如何不得而知,在道光十一年(1831)与云南巡抚伊里布联名上奏的《议复查禁种卖鸦片章程折》中,坦承“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接壤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似亦隐约流露出一定的倾向性。而朝廷的意见依然是严防死堵,并对他的做法明显表示不满,称“该督等仅以饬属查禁,空言复奏,何以使地方官实力奉行,奸民知所儆惧?著恪遵前降谕旨,妥议章程奏明后,通饬所属,随时严禁,并于每年年终具奏一次,致日久生懈等因。钦此。”(《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他信誓旦旦,声称每年都会率带人员下乡,看到有种鸦片的就现场锄毁一语下面,有皇帝的朱批:“锄铲二语,殊觉不实。若令种植之家锄毁,是必不可信之事,若预带多人以备锄铲之用,又无此查办之法,不过一片纸上空言耳!”同样,在另一处表示一定要加强打击力度,严查鸦片贩卖,“饬各地方官于关津要道税口,加派诚妥胥吏”的下面,皇帝的朱批又出现了:“当今之世,胥役之中,责其诚妥,盖亦难矣,无非多增一弊。”这些尖锐的评语说明了什么,说明当初夜深时分于这奏折前晃动的,实际上是一颗相当智慧的脑袋,足以令那些习惯骂昏君的人闭嘴。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生了病,了解自己的病况是一回事,有没有相应的药来治是另一回事。因此鸦片战争还是打败了,而以本土鸦片取代进口鸦片的办法,后来还是稳稳占了上风,成为咸同两朝经济的一个热点,其中又以原阮元治下云贵地区功劳最大。光绪年间有人游历昆明,“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同样,陈惟彦任职贵州开州,游历各地,“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据光绪五年的一个统计数字,当年全国消费鸦片十万担,土产九万担,进口只有一担。当然,这一景象阮大人是看不到了,因为那时距他死已有整整三十年了。

翠湖位于昆明市中心,它最大的亮点是中间交叉着的那两条长堤,犹如用青草和花朵写成的美丽的十字,上面点缀着数不清的亭台楼阁。现在当地的宣传资料,都把其中的一条归结为是他的功劳,称他任上最后一年倡捐所筑,改放生池为观鱼楼,堤北架听莺桥,堤南架燕子桥,中间架采莲桥,世称阮堤云云。后来的一条为民国军阀唐继尧所筑,这是毫无疑问的,前面那条是否为他的作品,尽管在他本人文字里没有留下相关纪录,但他到任当年以个人藏书相捐的五华书院和育才书院;道光八年八月筑的那五十间粮仓,并施行一米易二谷之法,确保储存期增长而谷不朽;道光十四年八月修的与春楼;道光十五年二月重修的五华山武侯祠,都在这附近不远。包括道光八年夏创立的用于测验水位深浅与海口通塞的三处石柱,其中有一处也就在这里。此外,考虑到他在浙江任上筑西湖湖心亭,即后世以阮公墩命名者,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道光十五年六月八日是他卸任的日子,那年他已经七十二岁。当年二月再次获升,而且是实职,以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管理兵部,这就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了。在滇九年,除中间离开两次,一次是道光八年十月回京述职,次年三月底回滇;一次是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中旬因升为协办大学士,赴京致谢,又因适逢闱期,奉旨充任会试副总裁,次年七月下旬回滇;两项加起来正好一年。余下的七年九个月的时间,两千七百个日日夜夜,他是在大观楼下,滇水湖边度过的。除克守自己的职能,确保边境平安,民族和睦,矿业繁荣,税入增多,老百姓大家都有饭吃外,还留下两百多首诗;六十多篇文章;二十余篇当地名胜的碑记;三部权威的地方志;两块重新发现并受到良好保护的古碑;一口唐代咸通十二年的建极铜钟;一件三国古兵器诸葛钩;一部有关中越边界划分问题的专著《明堂图说》;四卷研究大理石的专著《石画记》。他儿子阮福有这样的父亲,自小得家风薰染,自然也不甘落后,留下了一部《孝经义疏补》和一部《滇南金石志》。当然,留在当地的还有其它方面的那些遗产,这可能是无法用数字统计的,比如个人的立身德操与情怀;比如对教育、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比如主动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比如文化建设和古迹保护的自觉意识;比如终其一生保持的好学不倦的精神。尽管在他走的那一天,现存史料里无法找到如广州那样盛况空前的欢送场面,但当地人民对他的评价,应该也是相当高的。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国家高级官员,他在云南的九年,交出的是一份合格而相对完美的答卷,这一点,看看后来地方志里的评价就知道了。

离开云南后的阮元,实际上在国家核心层的领导位置上坐了不到三年,就因年事已高主动提出了辞职,毕竟那时他的年龄已是七十五岁了。于是,肩头扛着皇帝送他的“清慎持躬”、“怡志林泉”两块御匾,回到了家乡扬州。在那里,他的政治生命虽然已告结束,艺术生命却依然像从前那样生机勃勃。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考订残碑,研究经史,整理故籍,包括继续编撰有益后人的各类大型丛书。如果把他一生创作、主编和参与编写的各类著作叠起来,起码有现在五层楼那么高。其中既有像《宛委别藏》、《诗书古训》、《仪礼石经校勘记》、《儒林传稿》、《畴人传》、《山东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嘉庆嘉兴府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还有前面提到的《十三经注疏》、《经籍籑诂》、《皇清经解》等煌煌巨著,还有《积古斋钟鼎彝器疑识》、《诂经精舍文集》、《淮海英灵集》、《八甎吟馆刻烛集》、《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等学术专著。后人对他的评价,自然也是相当高的,甚至超出了他本人的意料。或许他不是如戴震、钱大昕那样天才型的学者,但能同时在朴学、考据、义理、辞章上全面发展,且均取得较大成就的,至少在同时代人中无人能及,这一点,跟一百年的胡适颇多相似之处。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称“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应该不算怎么过誉。

雷塘位于扬州北郊,因一位伟大而有争议的皇帝而得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隋炀帝杨广。公元一八○五阮元四十二岁,因父亲猝死按规定回乡守孝三年,正好祖墓就在附近不远。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当时基本已从人间蒸发,包括他的思想和他的陵墓。“乃问之城中人,绝无知者”。后来终于从一个当地老农那里,得知有个地方叫皇墓墩,居然就是他要找的隋炀帝墓,大喜过望之下就坐在那里不肯走了,拿出钱来让附近村民担土植树。“委土一石者与一钱,不数日,积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岿然。复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隶古书碑刊而树之。”(以上引文均见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二十七《修隋炀帝陵记》)由于是家庙所在,他的遗体后来也被葬在那里,至于自己身后同样也落到被人遗忘的下场,绝对是他生前所想不到的。一个当代慕名去那里拜谒的粉丝,看到的景象是“一个数十米方圆的大封土,不过已经被掘开一半。一块长两米多的大石横在墓前,露天而置,这是扬州文管会或博物馆挖掘后留下的。原来所置翁仲、石马之类已不多见,当地乡民所使用的下河洗菜淘米所用的台阶,明显是原来牌坊上的石块。”当然,这些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一个人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一个人的精神,你很难指望通过锄头钉耙就能解决,何况这种精神又是建立在厚实的学问和思想的基础上的。今天,无论你是学术机构的资深专家还是大学的普通研究生,只要你的专业是金石碑刻和乾嘉经学,不管怎么绕都没法把他给绕过去。一想到这一点,我想我们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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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抗战胜利堂,原清朝总督府)
边疆文学艺术云南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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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7 21:13: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阮元与金石之缘

金文和石刻文字是第一手古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考证古史极为可贵。阮元十分钟爱金石文字,终身热心于金石文字的搜访和研究,和金石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乾隆五十八年,阮元30岁,任山东学政,乾隆六十年调任浙江学政。在山东、浙江按试各州之暇,阮元遍游诸名胜,致力于金石的搜访。泰山、大明湖、岱山、峰山、灵岩山、禹登山、华不注山、灵隐山、会稽山、天台山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乾隆五十九年,阮元探访到秦二世琅邪台石刻,喜不自胜。赋诗云:“我求秦石刻,若秦之求仙。求仙不可得,石刻终难湮……得此足以豪,神发忘食眠。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孙钱。”搜访石刻文字的热忱于此可见一斑。阮元咨访耆旧,广为搜寻。又博稽群籍,征集全省碑刻拓本,令各出所藏彝器、钱币、镜、印等,共得1300余种,一一拓印,编为《山左金石志》,共24卷。赴任杭州后,又遍游两浙名山大川,继续搜访摹拓金石遗文,足迹穷尽幽远偏僻之处,共得金石数千种,编为《两浙金石志》,共18卷。


阮元对古钟鼎彝器极为重视,曾于山东学署内设一斋,名“积古斋”,用于收藏钟鼎彝器。他向四方友人、同好广为征集钟鼎彝器及拓本,加上己所自藏自拓者,编刻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共10卷。所集钟鼎彝器计550件,超过了宋代薛尚功所辑(493器),阮元颇以此而自豪。这不仅聚一时之彝器摹刻成书,永传不朽,而且在当时即对校勘经传、研究古文字起了重要作用,借此“辨识疑文,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他刻印的这三本书为保存我国的金石文字作出了杰出贡献。


道光六年六月,阮元由两广总督调任云贵总督,此时他已63岁,仍迷恋于金文、石刻,每到一处,都着力搜寻。此年阮元在云南曲靖府陆凉州东南二十里之贞元堡仿得《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使君姓爨,名龙颜,故此碑简称《爨龙颜碑》。碑文残蚀字甚少,字体方正,在楷隶之间,书体得汉碑遗法。为同姓人道庆所作。此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为滇中最古之石刻,且甚完善。阮元于碑右下方无字之处亲书题跋刻之:“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


道光七年,阮元又在云南大理府太和县访得南诏德化碑和建极铜钟,喜不自禁。此碑撰文为南诏清平官郑回,书字为杜光庭。 乾隆五十三年,王昶宦滇时,访得于县南二十里大道之侧,载入《金石粹编》,跋尾称是碑在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阮元认为,碑文书体犹是北朝遗法,“王、主二字,三横皆齐;日、月二字,宽而不窄。”阮元又命其子阮福释出王昶未释出的碑文四十馀字。建极铜钟在大理府太和县城西北莲花峰下三塔寺中,铜钟上层铸金刚智宝大轮妙法胜业慧响六波罗密像,下层铸增长大梵广目多闻天王及天主帝释持国天王六像,末有“维建极十二年岁次辛卯三月丁未朔廿四日庚午建铸”22字。王昶亦已载入《金石萃编》,并云:“建极十二年,盖南诏世隆年号,在唐为懿宗咸通十二年。”阮元研究字体,并撞钟赏音。翌年秋,阮元命子阮福撰《滇南金石录》,详细记录云南金石情况,公之于世,永载册籍,供当代学者和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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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7 21:15: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阮元和《云南通志稿》

在有清一代的封疆大吏中,曾产生过一批在理政之余,从事兴文教、治学问的学者型的地方官吏,他们与一般政客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因为在他们的周围,大多吸弓丨了一大批有着真才实学的人物。这种现象尤其以乾嘉以来最为突出。此时的代表人物如毕況、谢启昆、阮元尤为典型。毕沅当年曾汇聚了一批学者,编修了《续资治通鉴》,又采用章学诚的建议,编纂《史籍考》,还主持编修了一批地方志,由章学诚负责编修的《湖北通志》乃是其中之一;谢启昆尝病魏收《魏书》失当,乃作《西魏书》二十四卷,又作《小学考》,以广朱彝尊《经义考》之所未及,故初名《广经义考》。至于阮元在学术上的贡献,则远远超过了他们不知多少倍。他们这些人不仅在繁荣乾嘉以来的学术,特别是朴学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为朴学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许多人都是在得到他们的资助、重用和培养才得以成长起来,有的还成为后来学术界的中坚人物。因此,对于这样一批封疆大吏当时在各地振兴文教、奖掖士子、重视乡邦文... (本文共15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历史文献研究》2008年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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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2013年02期

史学史研究
《云南通志稿》的编纂与成就
云南方志编纂在元朝以前基本上停留在“图经”、“方舆记”的阶段,方志编纂主要是私人著述,体例不够完善,内容亦较为简略。明清以后,方志编纂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官修方志占据方志编纂的主导地位,体例和内容逐渐完善和丰富。道光以前,云南前后共编纂10部省志,大多由封疆大吏延请方志名儒从事编纂,对保存云南一方之全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其中,道光年间阮元、伊里布监修,王崧、李诚等负责纂修的《云南通志》,卷帙繁富,是云南省志编纂中体例最为完备者,亦是云南方志体例类目之集大成者。一《云南通志稿》是以阮元、伊里布监修,王崧、李诚等为主纂编修的地方志中的成熟之作。《云南通志稿》上起秦汉,下迄道光朝,卷帙宏富,内容详瞻,是云南第一部最详尽的地方通志。该书于1826年延揽王崧为总纂,1829年后李诚接替为总纂,一直到1835年修毕,前后共9年。因监修和主纂人员均系当时的考据学者,编纂体例比较严密,所设门类虽多,仍较条贯,收录事迹多足征信,特别对新材料十分重视,...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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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云南通志稿 [普通古籍] : 道光 : 二百十六卷卷首三卷 / (清)阮元等修 ; (清)王崧,(清)李诚纂ISBN:(线装)作者阮元 清 修出版社年份:清道光15年(1835)页数和开本:刻本 111册 : 图丛编项题名
主题普通古籍中图分类号:普通古籍 如需代寻本书,从页面右侧预定>>一般附注卷191-208艺文志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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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7 21:36: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阮元也犯错 云南人不买帐
阮元乱改孙髯翁的滇池大观楼长联,云南人用顺口溜嘲笑他

云南简称滇,滇来源于滇池。云南历来是卧龙藏虎之地,天下为公、天人合一是自然。汉武帝在长安挖昆明池,习水军就是为征服云南作准备。谁征服了滇池,谁就征服了云南。滇池之王不是本地人,是楚国大将庄蹻溯长江而上达滇池,因楚灭于秦回不去了,才只好在滇池变服称王的,他的子孙在汉代就握有一方汉朝赐予的“滇王之印”。*
滇池最著名的当属清代乾隆年间的诗人孙髯翁的那副长联,多达一百八十个字。长联写滇池万千景象,述云南千年史事,状物则物势流转,辞采灿烂,文气贯注;写意则意气驰骋,沉郁顿挫,一扫俗唱。长联一出,四方惊动,昆明士民,竞抄殆遍,可见滇人对此联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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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莎,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侭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稍后于孙髯翁的阮元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他主编的《经集籑古》,与《全唐诗》、《康熙字典》齐名。他还著有《续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书。

他在担任云贵总督时,时常来昆明的名胜之地游玩,写黑龙潭的诗“千树梅花千尺潭,春风先到彩云南”,云南人无不佩服。不过,他对长联却外行,认为自己是官员、学者,没有什么是不通晓的,于是也动手修改大观楼长联,修改后的长联,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完全没有了原作的深沉意蕴,变成了对清朝的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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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不干了,编了个顺口溜来嘲笑他:
软烟袋不通,萝卜韭菜葱。乱改古人句,笑煞孙髯翁。
软烟袋即阮元的官名阮云台的谐音。等到他云贵总督任满离开云南,他修改过的长联就被取下,恢复了孙髯翁的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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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30 18:08:0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来说二句】对于阮公改大观楼长联一事,说他“也犯错”,这仅仅只是说他不必去理会这个长联。因为长联是文学抒情,不是政治论文。而阮公是杰出的经学大师,即是政治学者,是思想家。所以,看问题、写文章很讲究逻辑与文词严谨;尽管他也精通诗文。但文学家与政治家毕竞是两回事,各行其文字。说改后的长联吹捧清庭,也过失。转载为提供资讯、多元文化享受也。阮公与孙公,都是云南人敬爱的人士…
正确评价阮元对昆明大观楼长联的改笔

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是康熙年间孙髯翁所撰。道光初年,阮元修改了若干处,旋又撤去复挂上孙髯翁原联。现存大观楼长联仍为孙原作。阮元修改长联一事,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诗联界的嘲讽。据《滇中琐事》记载,有人以打油诗讥笑他:“软烟袋不通,萝卜韭菜葱;擅改古人对,笑煞孙髯翁。”这首打油诗将阮元改笔一脚踢倒,翻身不得。直至今天,诗联界仍然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个问题。然而,孙髯翁原联不至于好到白璧无瑕的程度,阮元的改笔也不至于一无是处,与孙联相比,尚有许多可取之处,有的还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大观楼座落在云南昆明西部,面临滇池,与西山龙门相望,雄姿俊拔,气宇轩昂。该楼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孙髯翁为此楼撰成长联,由陆树堂用行书书写刊刻,挂于楼前,名动一时。道光六年,云贵总督阮元将此联修改若干处,旋又复挂上孙髯翁的原联。咸丰七年(1857年),大观楼与孙髯翁长联同毁于兵火。同治五年(1866年),重修此楼。光绪十四年(1888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使赵蕃将长联重新书写刊刻,挂在原处。刻联木板长一丈五尺,宽二尺,阴文楷书,蓝底金字,庄重遒劲,至今仍嚇然在上。

孙髯翁(1701——1775),名髯字髯翁,号颐庵,原藉陕西三原,后随父迁云南,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能诗会画,著有《永言堂文集》。当时,云贵总督张东阁为招揽人才计,多次派人催劝孙髯翁参加科举考试,他无心应考做官,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他一生穷愁潦倒,先设馆任教,老年卜易为生。卖挂地点在昆明螺峰山下咒蛟台,故又号蛟台老人。大观楼落成时,孙髯翁欣然撰成此联。上下联合计一百八十字,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上联绘景,用“喜”字领写滇池风物;下联写史,用“叹”字引述云南千年历史,纵横捭阖,气势宏大,情景交融,浑为一体,条而不冗,繁而不杂,堪称楹联之绝。现已被列为云南省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阮元(1764——1849),字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乾隆进士,历任山东、浙肖江学政,兵、礼、户、工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广东巡抚,漕运总督,湖广、西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并获太子太保、太傅等荣衔。在两广总督任上,对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通商,十分警惕,不断上书朝廷,请求严禁鸦片和加强军事戒备,还整顿了盐务系统的吏治,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阮元是个知识广博、钻研精深的大学问家,在经史、天算、金石……等多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用十三年时间编著了历史上第一部科学家传记《畴人才》四十六卷,辑录了中外天文学家、数学家二百八十人的传记。编著《研经宝集》、《国史儒林》、《文苑传》、集《四库全书》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计篇著刊刻文、史、志二十多种,不愧为一代文宗。阮元酷爱对联,是一位制联高手,给我们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脍炙人口的佳联妙对。道光六年,阮元在云贵总督任上多次吟读了髯翁长联,觉得长联气魄宏大,词藻华丽,不可多得,但也有欠妥之处,遂加修改,计改动十四处,四十六个字,约占全联的四分之一。改笔虽少,却使长联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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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30 18:32:03 | 显示全部楼层
谈谈阮元改笔的可取之处:

思想观点更加辩证一些。阮元把“断碣残碑”、“苍烟落照”、“一枕清霜”依次改为“藓碣苔碑”、“荒烟落照”、“一片苍桑”即变破碎为完整,变虚无为实在,变’总归一空”为变化发展,说明他能用辩证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髯翁给汉、唐、元以及意在不言中的清所安排的结局是“断”、“残”、“苍”、“霜”,正如阮元对梁章钜所说的是“总归一空”,这就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事实上,汉、唐、元以及孙、阮二人所处的清代,对云南的开拓、建设、巩固和发展都作过巨大的贡献,见之于史书,传之于后代,万古长青,磨灭不了。而且云南大理的《南诏德化碑》、曲靖的《爨宝子碑》等碑石都被白、彝各族人民精心保存下来,只是事隔千年难免苔藓丛生,置诸荒野罢了。髯翁把他们的功绩说成象“断碣残碑”那支离破碎,象“苍烟”那样虚无缥缈,象“清霜”那样化为乌有,未免失之过分,不那么公允吧。有人说“汉习楼船”、“唐标铁柱”等等都是封建王朝干的,随着朝代的更替都应得到“总归一空”的下场。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之。那个时候,劳动人民还处于无权地位,历史的重担自然地落到那些封建王朝肩上。如果其中一些封建王朝所干的客观上有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发展、人民安康的话,那么他们的功绩就应该流芳百世,永垂青史。反之,就只能落个“总归一空“的下场。秦始皇攻越,置南海、象郡、桂林三郡,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置西域都护府,唐太宗征突厥,置安西四镇,明成祖在黑龙江下游两岸设奴尔干都司,康熙在削平三藩,收取台湾后,又把俄罗斯从黑龙江流域逐出,并与之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等等,这些嚇嚇功勋难道都成了“一枕清霜”了吗?没有,人死了,朝代改换了,史实还在,功绩还在,今天仍然光芒四射,彪炳千古。毛泽东同志在《沁园春·雪》一文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杰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用“略输”、“稍逊”、“只识”等词来评价古代封建统治者,多么精当,多么有分寸,既不捧上了天,也不推倒在地,实事求是,是什么就写什么。作者为了承上启下,用“俱往矣”进行过渡,说他们都成为过去。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也就没有将来。朝代的兴衰更替,说明了社会在变化发展。阮元改“苍烟”为“荒烟”,改“一枕清霜”为“一片沧桑”的道理就在这里。这在一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一笔。当然,为了尽量保留原句,阮元也只能改在这些要害之处。

孙、阮二人对这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给予的结局为什么不同呢?原因之一是两人的社会经历不同。髯翁是布衣,教书、卜易而已,社会阅历不深,只能看到改朝换代这一表象,不能看到这些朝代给后世留下的影响这一实质。阮元则不同,他是一代名臣,三朝元老,经历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是编撰了很多书籍,能够高瞻远瞩,较为客观地把握历史事件。原因之二是两人生活特别是撰联,改联的时代不同。髯翁生活在清初,受明朝的影响很深,视满清为寇仇,反清复明,驱除鞑虏的意识潜在思想深处,最终只好在文词中隐而不露地表达出来。阮元则生活在乾隆繁荣时期,距离明朝较远,反清复明的思想较为淡薄。特别是身为一代文宗的阮元不可能不在思想上将清、明两朝加以对比,乾隆时期,国家之统一、疆域之辽阔、经济之繁荣、社会之安定,决非明朝所能比拟,阮元着眼于国家的前途、命运,不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局限,自然会希望大清王朝能够长治久安。

陈述历史更加准确一些

髯翁长联中的“伟烈丰功”被删去了,阮元删得对,原因有二:“伟烈丰功”不能概括“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羊囊”。首先,“宋挥玉斧”对开发云南来说不是有功而是有过。公元965年,宋将王全斌灭后蜀时,请乘胜攻云南。宋太祖赵匡胤正忙于稳定内部,不敢进取,便用玉斧(头饰)在地图上划大渡河以南说:“此外,非圣所有也。”从此宋朝与云南隔绝了三百年。一玉斧砍掉了云南,何功之有?其次,“唐标铁柱”也很难说是唐朝的“伟烈丰功”。在唐代,云南之归会中华,其功劳主要在云南的兄弟民族。公元738年,洱海地区的乌爨(白族,彝族)中的南诏统一了六诏,其首领皮逻阁被唐太宗封为云南王。公元750年,唐姚州太守张虔佗侮辱了前来纳贡的南诏王阁逻凤的妻女,还反诬阁逻凤谋反唐朝。为此,阁逻凤起兵攻占姚州三十七郡,杀了张虔佗。于是唐朝派六万兵南征。阁逻凤遣使致书于唐军,陈述攻唐杀张之缘由,并表示愿将所占州郡归还于唐。唐将鲜于仲毁书扣使,拒不接受。结果,唐军遭到毁灭性的痛击。接着唐又派兵十万,再度南征,在洱河边,唐军无一生还,主帅李泌投河而死。事后,阁逻凤建“大唐战士冢”,葬而祭之,并立了云南第一碑——《南诏德化碑》,碑文记叙诏、唐友好、失和的原因、经过,并表示愿与唐朝再度和好。公元794年,唐使崔佐时与南诏王异寻会盟于点苍山下,南诏遂重归于唐。“铁柱”是指唐御史唐九征在洱海边标立记功的铁柱。从这段史实中,可以看出南诏之归附唐朝,主要是出之于云南白、彝各族人民民族团结之大义。如果要记功的话,开发云南之大功,除了长联中所写的汉、元两代而外,有史可查的,首先数到战国时楚将庄蹻。他在公元前279年,奉楚王命,循沅江而上,经略黔中、思芝、夜郎,直至滇池,以后,因秦楚交战,便在那里自立为滇王,给云南带去了先进的华夏文化。再说,三国时期,蜀汉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平服了西南夷,增设了兴古、云南两郡,“七擒七纵”成了千古佳话,并让当地豪帅孟获、爨习当上了蜀汉的御史中丞,领军将军。爨化从此在云南繁衍下去。东晋时,爨氏后裔在云南曲靖立了块《爨宝子碑》,以纪念汉爨融和。清康熙皇帝削平三藩,结束了吴三桂割据云、贵、川、湘的分裂状态,统一了全国。髯翁长联有功不记,无功乱记,与史实不符,用“伟烈丰功”加以概括,显然是不准确的。

阮元将“伟烈丰功”删去,氏之以“爨长蒙酋”原因也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从阮元给梁章钜的信中看出,他写道:“孙髯翁联以正统之汉唐宋元伟烈丰功总归一空为主,岂不骎骎乎说到我朝,故改为爨长蒙酋,递到吴三桂等人身上。”递到吴三桂身上相当准确,吴三桂反复无常,割据一方,分裂祖国,恶不忍闻,罪不容诛,给他一个可悲的下场是理所当然的。再者,这里的“爨长蒙酋”与上联的“高人韵士”相对,要比“伟烈丰功”与“高人韵士”相对切合得多。难怪说阮元不惜笔墨予以增删。

遣词造词更为朴实一些

髯翁原联中的“梳裹就风鬟雾鬓”与“点缀些翠羽丹霞”用的是拟人化手法,看来富有神韵,其实华而不实。“鬟”、“鬓”、“羽”莫明其所指何物,与前面有所实指的“屿”、“洲”极不协调,且对联挂在大观楼上,面对的是全国百姓,用字措词宜乎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所以阮元只好忍痛割爱,分别代之以“衬将起苍崖翠壁”和“早收回薄雾残霞”。“屿”、“洲”、“崖”、“壁”、“雾”、“霞”等都是实物,排列整齐,一目了然,汉、白各族人民乐于接受。从“屿”、“洲”到“崖”、“壁”,再到“雾”、“霞”,从下到上,从窄到宽,视力所及,海阔天空,心旷神怡,阮元之笔独具匠心。

语言组织更加规范一些

髯翁原联的排比句“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组织欠妥。除了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所指出的“金马、碧鸡、蛇山、鹤山皆滇中实境。用替字反嫌妆点,且以缟素为鹤,亦似未安”等理由,可以说明而外,还有排比不当的毛病。“神骏”、“灵仪”是动物,“缟素”是丝绸,焉能混杂;“神骏”、“灵仪”是名词,“蜿蜒”不是名词,蛇能移动的样子,可以代蛇,但毕竟把这些不和谐的东西勉强凑合在一起,不伦不类,难免贻笑大方。且“北走”与“蜿蜒”也不好搭配,髯翁错把这它当作名词使用了。为此,阮元把原句改为“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不仅词句朴实,明白易懂,而且“马”、“鸡”、“龙”、“象”一字儿排开,整齐划一,严谨规范,气势非凡,一扫舞文弄墨不可提摸之文风。阮元不愧为一代编篡专家。

上下对仗更加工稳一些

髯翁原联中,上下联相对应的“披襟岸帻”与“把酒凌虚”、“空洞无边”与“英雄谁在”、“何妨选胜登临”与“费尽移山心力”、“万顷晴沙”与“半江渔火”几组语句,对仗很不工整,乃至不能成对。因联语很长,不易看出其欠工之处。现在一对一摘出来看,错误就显而易见了。先看第一组,“把酒”是为了“凌虚”,而“披襟”与“岸帻”则是并列的两件事,词语组织不同类型不能成对。阮元使“凭栏向远”与“把酒凌虚”相对,两者都是行为与目的的关系。“向远”是遥望远方,“凌虚”是升入高空,一远一高,对得十分工切。而且用“凭栏向远”取代“披襟岸帻”也密切了与上下文的联系。再看第二组,“空阔”是形容词,“英雄”是名词,对得不当,阮元使“波浪无边”与“英雄谁在”相对,“波浪”与“英雄”均为名词,均有实指,无疑是可以成为对偶的。第三组,“选胜”是为了“登临”,两者是行为与目的的关系;“移山”是形容“心力”之大,两者是偏正关系,所以这两句不能成对。阮元使“惜抛流水光阴”与“费尽移山心力”相对,“流水”与“移山”,“光阴”与“心力”巧对天成,而又不失“何妨选胜登临”之原意。第四组“晴”与“渔”,词义不同类,音韵不和谐,犯了对仗之忌。阮元以“欧”代“晴”,上述两病就不复存在了,不过,“欧”与“沙”均属阴平,不能尽如人意。阮元在对待上述诸种错误时,字斟句酌,谨慎用笔,力求工稳贴切,称得上一代制联高手。

总之,阮元改笔的中心是一个“实”字,评价历代王朝,实事求是;陈述历史,绘景状物,从实际出发;语言文字,词句对仗,力求朴实无华,合乎规范。这就是阮元改笔的可取之处,应该予以肯定。阮元的改笔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以“爨长蒙酋”指代吴三桂等人确是欠妥。“爨”“蒙”均是云南兄弟民族中的大姓,他们在云南的开发和使云南华夏化方面起过很大作用,把他们说成搞分裂活动是对云南各族人民的蔑视,云南人民当然不全答应。另处,将“空阔无边”改成“波浪无边”虽然是为求对仗工稳,但毕竟视野改小了,只见水而不见天了。不过,这些问题并不能遮盖住整个改笔的灿烂光辉。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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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30 18:45:37 | 显示全部楼层
1830年(道光十年)六月,云贵总督阮元
用文攻武卫、恩威并用的办法粉碎了越南国王的阴谋

1830年 道光十年六月(道光帝47岁 阮元67岁)六月,阮元接到越南国王阮福皎咨呈边界土民滋事情报。越南咨呈之用意乃图谋占据中国边地。

延伸阅读一:道光十年六月,云南总督阮元等忽接越南国王阮福皎咨呈云,有彼国昭晋州丰收屯队长刁国麟即刁伦,丰收屯即猛梭。又云界近莱州队长刁政定、刁永兴在平卢、丰收二洞收税银四百两,被刁允安在建水控缉搜去。刁政定即刁治定,刁永兴即刁允典。刁伦、刁治定、刁允典皆内地土民,并非越南队长。越南意图占据六猛,故为是言。阮元等奏明,照会阮福皎,历叙从前旧案,令尊旧规,不得妄占开衅。并经临安镇张琴、知府陈钖熊札兴化镇目,恪遵陵官翁队翠等犹在边滋扰,经镇目戒饬,各知畏敛,所集兵撤退。(《武备志》《光绪云南通志》卷116)


延伸阅读二:《阮元家族史》——阮元一眼洞穿了越南国王阮福皎的狼子野心,对无理捏造事端,企图占据中国边地的行为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应,“各知畏敛,所集兵撤退”,维护了领土完整,保卫了边疆安宁。


1830年 道光十年九月(道光帝47岁 阮元67岁)


九月,阮元照会越南国王。强调猛梭、猛赖等处系中国领土,责成越南国王饬令下属,严束镇目。不得听信浮言,越境滋事。


延伸阅读一:九月,准越南国王阮福映[当是皎]咨称内地知县擅拿外域夷目,委查并非彼境,仍系彼国欲罩占内境之故智,随即奏闻。奉谕:“一切准行。”照会该国王,该国王理屈词穷,寝息矣。大人另密奏云:“此地夷练数千,勇而耐瘴,若被彼罩占,则此练为彼所有,所以不得不与辨照会云。”“天朝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云贵等处地方阮照会越南国王。接据贵国咨呈,内称据兴化镇目申叙、昭晋州丰收屯队长刁国麟之妻罗氏驰报,道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见内地兵丁云,胡阿爷被劫杀毙,氏夫用情不拿,致胡阿秀投控。建水县衙派来拿缚,立时解去。又道光九年正月,伊州人刁允安家有内地兵丁通称缉犯,该镇目派菜州队长刁政定往昭晋,协同刁永典权守该屯。念此一面之辞,未足准信。嗣于本年闰四月,该镇申叙访得刁国麟在建水县衙狱所于正月身故。又队长琴因锦拿获逃犯,有内地人张天才与马小二等各执器械,吓索琴因锦钱财,已拿获马小二等八名,现饬兴化镇监禁。又该镇申叙、刁政定、刁永典收平卢、丰收二屯税银,得土银四百余两。本年四月初四日,见内地兵丁百人掷札一通,将刁永典、刁政定锁拿,搜取器械、财物、税银,并械捉手下之名舜、名莫、名宁、名道鬓等人而去。祈饬下建水县衙,即将拿去之刁政定、刁永典并名舜等人及器械、财物、税银各项交回。其该县衙不行移报,辄将刁国麟捉监致死,与擅派军人出境生事,亦惟按款查办,并祈饬下各府县州之毗连界地,严戢兵民,毋许私越。倘经一番严饬,犹复逾越境界,即仰钦成宪,不敢松放曲徇等因。本督部堂抚部院披阅之下,殊为诧异。查该国疆圉,虽与内地府厅县边境毗连,但中外界限,处处判然,所有临安府属建水县所管之猛梭、猛赖等处,隶入天朝版图已一百数十年,每猛设立土舍、掌寨,管属土众,年纳籽种粮银。如遇土舍事故,报县承袭,册籍县存。若遇案件,应差人役往来查办。道光七年八月,有猛梭土民刀伦与广东客民胡青梯争买山地,纠约侬添才等,将胡青梯殴死。胡青梯之妻告知夫侄胡源标,报经建水县验尸,出票缉获各犯,将刀伦问罪监禁。刀伦旋于道光九年十二月病故。此系土境人命,例应内地审办。原案本无刁国麟之名,猛梭并不名为昭晋州,刀伦亦未充过该国队长。又查刀文安系猛梭应袭土职,刀治定系猛赖掌寨之弟,刀允典是刀文安堂叔。今文内称刁允安或即系刀文安,但不知有昭晋地名。刁政定或系刀治定、刁永典或即系刀允典,亦不知有莱州地名、充过队长、为镇目收税之事。因上年九月内,刀治定约同刀允典、莫老三等随带多人,赴刀文安土官家内霸住,强索田地,勒派供应。刀文安于本年二月赴建水县具告,该县派差并委邻封掌寨带练丁百名,将刀治定、刀允典、莫老三、王阿福等四人拿获,于四月内解县。刀治定带有土银一百二十两、金镯一只,于被拿时遗失,亦诉请究追。该县因饬查无获,据三猛头人公议,情愿代赔。至其田地仍归刀文安管理,刀治定等不得再向滋扰。具结求息,复经委员讯明无异,将刀治定等发回猛赖,交掌寨管束在案。此又系刀治定等同族讦讼。提拿断结原委,俱与该国毫无干涉,建水县何须移报兴化镇目,且亦何故发交该国,殊不可解。是该国所云之昭晋莱州,恐另有其地;所云之刁国麟、刁政定、刁永典,姓名不同,亦另有其人。内地皆不能知,未可以内地之人、之地、之事,混为该国之人、之地、之事也。又琴因锦系在何处缉犯,如何被张天才、马小二等吓索财物,内地亦不知此情节。如果马小二等八人均系汉民,现为兴化镇目所获,则应将情节声明,照例解送内地究办,庶免在彼复滋事端。至建水兵练差役赴猛梭、猛赖等处,往来查事提人,系其本管土境,并非该国之地,不得谓之出边。又如猛丁、猛喇等处,邻近南掌,更与该国无涉矣。本督部堂溯查从前该国屡有查界之请,如乾隆四十六七等年,前藩黎维祁妄以游民混越,咨请申画昭晋、广陵、莱州疆界。当经前督部堂以六猛坐落内地,界址甚明,本无不清,何庸申画,如果有汉民出边,无难拿送内地。随将内隶之猛梭、猛赖、猛喇、猛丁、猛蚌、猛弄六猛地名渡口开写清单,照会该藩遵悉有案。


嗣乾隆五十七年,前藩阮光平又混以嵩陵、莱州等州从前夤缘内附为词,由粤西投递表彰,恳请清理兴化镇界址。经广西关吏以所请冒昧,直将表文咨呈严行驳回,致书该国玉有案。迨至嘉庆十年,该国兴化镇目欲令六猛掌寨、土舍外附,经内地文武查知严饬,因系镇目无知,事亦未成,复经照会该国约束镇目,毋得越犯,亦在案。是此猛赖、猛梭等处,久为天朝内地,屡次明白饬会,该国不为不详,黎维祁、阮光平皆理屈词穷,不能再有辨渎。该国承黎氏、前阮之后,图籍旧案,或未稽考,然自嘉庆十一年丙寅正月照会该国以后,该国固已自知其谬,迄今二十余载,遵守旧规,亦无干渎,今此次来文,隐跃其词,仍系藉以昭晋、莱州为名,欲图裹混地界。殊不知猛梭、猛赖偏陋贫疲,一百数十年来,疆域本极分明,前次安南黎、阮二藩尚不能言之得理,少遂其觊觎土境之计,何况该国得国于前阮之手,只宜就所得于安南之地土保安恪守,岂可隔越两性,凭虚屡混!该国恭顺有素,遥揆何致有此逾分之言?及细阅文内,则皆系叠据兴化镇目申叙之词,可见全系该镇目等复萌故智,有心播弄。在该国王仰蒙天朝厚德,锡以国名,赐履南服,定知恪遵侯度,绝无觊觎之心,自因该镇目等一面浮词,遂致有咨查内地之举。是以本督部堂未即奏明,特将前后缘由及该国措词不合之处,逐层指驳,先行照会:贵国王查照,俾知详细,务即稽查旧案,严束镇目,仍遵旧规,得不再以无据浮言,妄指地名,搀越滋衅,率意咨呈,致失该国恭顺之素志,有负大皇帝怀柔之重恩。除一面饬令临安镇府行文兴化镇目遵照,倘该目等藉端冒混,使令军役越入猛梭等处,滋事内地,亦必饬各土司及十五猛目加以兵练查拿,不少宽纵,勿谓言之不预。滇池云远,桂海春回,遥惟贵国王政体兼和,保绥安善须至。照会者。”(张监等《阮元年谱》)


延伸阅读二:王章涛《阮元年谱》指出:《弟子记》中误记是时越南国王为阮福映,实为其子阮福皎。据《世界历史词典》、《清史稿》、《光绪云南通志·武备志》记载:阮福映(1762—1819),又名暖、种,越南阮朝的创建者(在位1802—1819)。从1778年起,他先后勾结暹罗和法国殖民者,镇压了西山农民起义,攻灭西山朝,1802年统一南北,即国王位,改国号为越南,在位十七年而薨。子福皎嗣。道光元年,清廷命广西按察使潘恭辰出使越南,敕封阮福皎为越南国王。时至道光十年,福皎接位已届十载,而其父福映已故世十一年。


延伸阅读三:《阮元家族史》——阮元的严词照会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是有理有据地阐述了历史原委;二是用真相驳斥了混淆视听、捏造事实的行为;三是从利害关系方面申明了“遵旧规”的严正立场。阮元“不少宽纵,勿谓言之不预”的强硬立场,最终逼退了越南国王企图霸占中国领土的图谋。


第一是有理有据地阐述了历史原委,严正指出,猛梭、猛赖隶入天朝版图已一百数十年的历史事实——“查该国疆圉,虽与内地府厅县边境毗连,但中外界限,处处判然,所有临安府属建水县所管之猛梭、猛赖等处,隶入天朝版图已一百数十年,每猛设立土舍、掌寨,管属土众,年纳籽种粮银。如遇土舍事故,报县承袭,册籍县存。若遇案件,应差人役往来查办。”二是用真相驳斥了混淆视听、捏造事实的行为——“今此次来文,隐跃其词,仍系藉以昭晋、莱州为名,欲图裹混地界……可见全系该镇目等复萌故智,有心播弄。”三是从利害关系方面申明了“遵旧规”的严正立场——“在该国王仰蒙天朝厚德,锡以国名,赐履南服,定知恪遵侯度,绝无觊觎之心,自因该镇目等一面浮词,遂致有咨查内地之举。是以本督部堂未即奏明,特将前后缘由及该国措词不合之处,逐层指驳,先行照会:贵国王查照,俾知详细,务即稽查旧案,严束镇目,仍遵旧规,得不再以无据浮言,妄指地名,搀越滋衅,率意咨呈,致失该国恭顺之素志,有负大皇帝怀柔之重恩。除一面饬令临安镇府行文兴化镇目遵照,倘该目等藉端冒混,使令军役越入猛梭等处,滋事内地,亦必饬各土司及十五猛目加以兵练查拿,不少宽纵,勿谓言之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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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30 19:27:22 | 显示全部楼层
清 阮元 隶书《水能竹解》七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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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阮元 隶书水能竹解七言联 匡时2015秋拍 成交价34.5万元
尺寸 169×37cm×2   
钤印:阮元伯元、节性斋    鉴藏印:一砚斋藏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少年即笃志坟典,廿五岁(1789)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干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后历任浙江学政,抚浙约十年。在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亦编书撰述不辍。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

道光六年(1826),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扬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1849年去世,谥“文达”。毕生仕宦特达,但撰述编纂工作未尝稍辍。他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着书180余种,早岁编集金石书画目录,着书《石渠随笔》、《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编纂《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目录进呈御览。阮氏亦重视修志,所修志书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扬州图经》等。其中《扬州图经》以图为经,可称创例。阮元的文集,为《揅经室集》五十七卷,所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等均是书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邓尔恒上款。邓尔恒(1821-1861),字子久,江苏南京人。邓廷桢子。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授编修。出知湖南辰州、云南曲靖府。曲靖知府任上,因镇压和招抚回民起义有功,累迁按察使、布政使。因其在云南曲靖发现晋碑《爨宝子碑》而名震四海。为人刚正,为巡抚徐之铭所忌。咸丰十一年(1861)授贵州巡抚,未赴任,旋改授陕西巡抚。入京觐见途中,于五月初八被徐之铭派人杀害于曲靖。赠骑都尉世职,谥文悫。
郭文基旧藏。郭文基,香港著名收藏家,“一砚斋”主人。
题签:阮太傅隶书七言,文悫公款,太傅主道光癸巳会试,公之座主也。群□楼藏。
款识: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虚心是我师。子久年兄属,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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