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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注疏》存版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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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8 17:29: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十三经注疏》存版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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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本: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證。有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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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8 22:07:3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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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本:嘉慶二十年阮元主持的南昌學堂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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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0 20:56:54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經注疏〉組成
1,《周易正義》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
2,《尚書正義》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
3,《毛詩正義》漢 毛傳鄭箋,唐孔穎達疏
4,《禮記正義》漢鄭康成注,唐孔穎達疏。
5,《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疏。
6,《儀禮注疏》漢鄭康成注,唐賈公彥疏。
7,《周禮注疏》漢鄭康成注,唐賈公彥疏。
8,《春秋公羊傳注疏》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9,《春秋谷梁傳注疏》 晉範甯注,唐楊士勳疏。
10,《論語注疏》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11,《孝經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12,《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13,《孟子注疏》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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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0 21:11:41 | 显示全部楼层
春秋時期:以詩書禮樂興教。
春秋晚年,孔子以六經教授弟子。(《莊子·天運篇》以及郭店楚簡《六德》記載。)
《漢書·藝文志》記載:“周衰而樂亡”。
漢代:以《易》《詩》《書》《禮》《春秋》為“五經”,五經立於官學,經學產生今古文之爭,貫穿兩漢。至漢末鄭玄,方一統經今古文學,家法泯滅。
唐代有“九經”所謂“九經”包括《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和《春秋三傳》。唐文宗開成年間于國子學刻石,所鐫內容除“九經”外,又益以《論語》《爾雅》《孝經》。五代時蜀主孟昶刻“十一經”,排除《孝經》《爾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躋入諸經之列。唐代十二經:三禮、三傳、周易、詩經、尚書、論語、爾雅、孝經。
南宋碩儒朱熹以《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形成了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四書》,並為官方所認可,《孟子》正式成為“經”。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獻確立了它的經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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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0 21:39:24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经注疏》的概念
十三經注疏》,即“十三经”经文、及对经文加以“注”和“疏”的经典书合刊本。隨著经學在中國农耕社會中定为指导经典,自然地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为此,歷代學者紛紛為諸經作注解。其中,漢朝及稍後的學者們做了大量的注釋工作,人們稱之為注或箋,就是對經書字句的注解,又稱傳、箋、解、章句等。唐宋時期,由於時間久遠,人們對漢代的注釋也難於理解了。於是一些學者不僅注解經傳的正文,而且對前人的舊注也進行解釋和闡發,習慣上就稱之為“疏”或“正義”,就是對注的注解,又稱義疏、正義、疏義等。“正义”乃公正、正确阐述之義理“注”與“疏”,也被歷代視同為經文看待。

注、疏的內容,還關乎經籍中,文字的正假、語詞意義、音讀正訛、語法修辭,以及名物、典制、史實等。南宋以前,注和疏本來都是單獨成書的,南宋時始合刻在一起。南宋紹熙年間,始有彙集唐宋之前最具權威性的“十三經”注、疏的合刊本,將十三經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形成一整套經書及其注文。'注疏'之稱始流行。

所以,《十三經注疏》,即為历代研读“十三經”经文,及其为理解经文義理,而加入“注”和“疏”的、中国文化经典书籍版本。再加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的注音,合刊成的一部書。這就是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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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0 21:45:08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經注疏底本皆是漢晉古注,唐宋人疏解,是至今可見的最早的完整注本。明永樂年間,用明監本五經,盡用宋元人注,古注鮮知於世。明監本五經者,用朱子本義,用蔡沈集傳,用朱子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禮記用陳澔集說,以致多數文人對古注舊疏束而不觀,甚至在別人引用時群起而驚訝。直到清代漢學之風興起,十三經注疏才為學者們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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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0 21:57:16 | 显示全部楼层
歷代解釋十三經的著作很多。其中,南宋嶽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本,稱“宋十行本”。其版由元入明,遞有修補。明嘉靖中據十行本重刻,稱“閩本”;萬曆中又據閩本重刻,稱“明監本”;崇禎中毛晉汲古閣又據明監本重刻,稱“毛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刻《十三經注疏》附《考證》,稱“殿本”;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由阮元主持的南昌學堂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稱“阮本”

但是,十三部經書四項內容俱全無缺的刻本,只有清乾隆武英殿校刻的《十三經注疏》一種,乾隆時期纂修的《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薈要》,其中的《十三經注疏》就是據武英殿本校寫的。

《十三經注疏》中最早形成的是“五經正義”唐代孔穎達奉敕撰,包括《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唐代人撰修的還有賈公彥《周禮疏》《儀禮疏》、徐彥《春秋公羊疏》、楊士勳《春秋谷梁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集《論語正義》《孝經正義》《爾雅正義》。加上宋孫奭撰的《孟子正義》,就形成了十三經的疏。

這些疏形成時並不全錄經文、古注,只在每節疏文開頭標明經文或古注的起訖。宋人覺得沒有經文、注文,直接看疏文,不太方便。因而在南宋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先後編刻了《周易注疏》《尚書正義》《周禮疏》《毛詩正義》《禮記正義》,紹興府編刻了《春秋左傳正義》,另有《論語注疏解經》《孟子注疏解經》,行款版式同。這批刻本半頁八行,世稱“越州八行本”。其特點是經文、古注、疏文三項內容俱全,稱為“經注疏合刻本”。此前僅有疏文的本子則稱“單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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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南宋前期,又有將經注本與陸德明《經典釋文》合編刊行的本子,“釋文”散附於經注各條之下,傳世的宋王朋甫刻《尚書》,宋余仁仲萬卷堂刻《禮記》《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春秋谷梁傳》等都很有名。另有一套“纂圖互注”本,也是經、注、釋文合刻,外加“重言重意互注”等內容而已。這類本子稱為“經注釋文合刻本”。兩個系列的“合刻本”合流,就出現了經文、古注、疏文、釋文四者俱全的合刻本。傳世的“經注疏釋文合刻本”以南宋福建劉叔剛一經堂刻《附釋音毛詩注疏》《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最有名,半頁十行,世稱“宋十行本”。另有南宋福建魏縣尉宅刻《附釋音尚書注疏》,半頁九行,與十行本體例、刊刻年代相近。
到了元代,仍在福建建陽書坊,出現了十行本諸經注疏的刻本,其中《左傳》《毛詩》是翻劉叔剛本,其餘各種也可能是翻宋十行本,也可能是沿著劉叔剛、魏縣尉宅的路子編刻而成。這一組十行本明正德年間經過大規模修版,刷印成一套《十三經注疏》,稱為“元刊明修十行本”。其中缺少《儀禮注疏》,代之以宋人楊複《禮儀圖》。《爾雅注疏》為九行本,也不配套。《周易》的《釋文》整體附於經注疏合刻本之後。而《論語》《孝經》《爾雅》沒有附入《釋文》,《孟子》也沒有附入《音義》。
嘉靖間李元陽在福建重刻《十三經注疏》,底本為“元刊明修十行本”,改為半頁九行。其中《禮儀注疏》用的是世稱明代陳鳳梧編刻的經注疏釋文合刻本,其餘基本沿用元刊明修十行本。這樣,《十三經注疏》總算湊全了,版式也統一了。其實李元陽本是歷史上第一個一次性整套刊刻的《十三經注疏》,世稱“閩本”。
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又據李元陽本重刻《十三經注疏》,稱“北監本”或“監本”。這是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官版”《十三經注疏》。其後,明崇禎年間常熟毛氏汲古閣刻《十三經注疏》,即據北監本重刻,世稱“毛本”或“汲古閣本”。毛本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明末至清代乾嘉間的通行本,流傳較廣,日本山井鼎、清代浦鏜、盧文弨、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都已毛本為底本。
乾隆間,武英殿校勘的《十三經注疏》則是嚴格意義上的第二個“官版”,其底本也是明萬曆北監本。不過當時似乎沒有找到萬曆初印本,而採用了明崇禎修版印刷的本子。嘉慶中,阮元任江西巡撫,在南昌主持刊刻了一套《十三經注疏》,世稱“阮本”,阮本的底本主要是元刊明修十行本(?),其中,《儀禮注疏》則用宋嚴州刊經注本和宋刊單疏本合編而成,不含釋文。而明代陳鳳梧、應檟、李元陽、北監、毛氏汲古閣各家刊本《儀禮注疏》則是經、注、疏、釋文四者皆全的本子。阮元認為元刊明修十行本宋刊元明遞修本,所以稱自己重刻的本子為《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阮元在重刻時對十行本的俗字作了規範化,改正了一些錯誤,並把先前主持撰寫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修訂附於各卷之後。嘉慶以來,學術界認為阮本最佳,因此成為毛本之後有一個通行的版本。
(以上摘编星河歲月 善本古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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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0 22:57:20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經注疏版刻略考
作者:昌平集

一、十三經與十三經注疏的形成
西漢只有《易》、《詩》、《書》、《禮》、《春秋五經立於學官。東漢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貽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1]這就是所謂的《熹平石經》。《熹平石經》共刻四十六石,收錄《易》、《書》、《魯詩》、《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相當於後來十三經中的七經。
魏正始間曾刻三體石經,由於未能刻完,難說其時打算刻幾種經書。
至唐則將《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等九經立於學官。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刻石經時又加進《孝經》、《論語》、《爾雅》,成為十二經,另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二百二十七石,開成二年(837)竣工,立於長安務本坊國子監太學前。稱為“開成石經”。
還有一說,五代蜀主孟昶刻十一經,揚棄《孝經》和《爾雅》而加入《孟子》,果如此,則《孟子》首次進入經書行列。
南宋朱熹,將《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析出,與《論語》、《孟子》並列,成為《四書》,《孟子》始成為十三經之一(此為一種說法)。顧炎武謂: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雲《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雲《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十三經》之名始立。[2]
顧炎武是清初學術巨匠,文中所說大都準確,惟謂“本朝因之,十三經之名始立”恐不太確切。
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有《賈廖刻書》一目,謂“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此處所謂“手節十三經注疏”,不管是指節取十三種經書的注疏,還是指節取以《十三經注疏》為名的十三經注疏,“十三經”之名則是早在周密寫《癸辛雜識》時就已出現了。周密(1232—1298)字公謹,號草窗、洲、弁陽老人、四水潛夫,山東濟南人,後徙浙江吳興(今湖州市)。工詞善畫,南宋理宗時在臨安做過官,後遷義烏令。宋亡不仕,居杭州癸辛街,廣交遊。顯然,他是宋末元初人。從“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看,他寫上述這段文字時應當已經入元了。一位宋末元初人所寫的文章中已有“十三經”之說,甚至有了《十三經注疏》之說,怎麼會到顧炎武所稱的“本朝”才始立“十三經”之名?令人不解。十三經的形成絕對不會晚於南宋,十三經注疏的形成也不會晚於南宋。
由漢迄唐,經書皆有注,有的也已有疏。至唐“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銳意經籍”,“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3]先是,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淩煙閣”。[4]這是政府組織力量對《五經》經、注所做的疏義工作。孔穎達領銜所作的《五經正義》,《易》用三國魏王弼注,《書》用漢孔安國傳,《毛詩》用西漢毛公傳、東漢鄭玄箋,《禮記》用東漢鄭玄注,《左傳》用西晉杜預集解。至此,《五經》之經、注都有了疏解。“高宗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5]這樣唐時已有七經有了義疏。
宋太宗“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6]表明至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孔穎達的《五經正義》經過七年的嚴格校勘均已完成,並且版行於世。
就在淳化五年這一年,兼判國子監李至又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7]“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國子祭酒邢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崔偓佺表上重定《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8]由此可知,到了真宗初年的咸平時,《十三經》中的十二經都有了疏義,故景德二年(1005)真宗禦國子監檢閱庫書時,問及當時國子祭酒邢昺版印了多少書,邢昺則十分自豪地回答:“國初不及四千,今十余萬,經、傳、正義皆具。”並頗有感觸地說:“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9]這些事實告訴人們,到北宋真宗初年,十二經不但都有了義疏,而且都已版行於世。
至於《孟子》,東漢趙岐已為之作注,後世何人又為《孟子》原文及注作疏,歷來說法不一。《四庫全書總目·孟子注疏》提要稱“舊本題宋孫奭撰疏”。又謂:“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于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雲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雲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又謂“《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號西山,宋建州建陽(今屬福建)人。幼從父蔡發學,長師從朱熹,熹視為講友。博涉群書,深究義理。熹疏釋《四書》,作《易傳》、《詩傳》、《通鑒綱目》,皆與其往復參訂。朱子說《孟子疏》是邵武士人假託之作,並說蔡季通知道假託者為誰,因此影響深遠。直至阮元作《孟子注疏校勘記序》,仍謂奭“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為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抄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雲邵武一士人為之者,是也”。[10]《孟子注疏》究屬誰作,至今仍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然假託也好,真是也好,反正朱熹已見過此書,並謂其為邵武士人所偽託,可知《孟子注疏》至晚在朱熹之前已經行世。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二十有一篇《李泰伯傳》,謂:“李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也。……所學以推明聖經為本,不泥於漢唐諸儒穿鑿之說。獨不喜《孟子》,嘗曰‘孔子尊王,孟子乃勸諸侯叛王’,故作《常語》,其間多毀斥孟子者。郡舉茂才異等,有旨召試。及試,六論不得其一。覯語人曰:‘吾於書盡讀,此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何氏此說,早見於《郡齋讀書志附志》。《讀書附志》下著錄李泰伯《退居類稿》十二卷《皇祐續稿》八卷《常語》三卷《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後集》六卷,並謂:“覯,盱江人。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為檢視之,果然,遂下第而歸。”
李覯(1009—1059)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北宋仁宗皇祐初以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製圖。嘉祐(1056—1063)中曆太學說書,複以通州海門縣主簿錄之,權管幹太學。學者稱盱江先生。這樣一個時代的人,科舉不第,向人解釋說“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可知他生活的北宋仁宗時代已經有了《孟子注疏》,只是他自己不喜孟子其人而不讀《孟子注疏》,致使自己名落孫山。假定此項記錄是真實可信的話,則在北宋仁宗或仁宗之前,《孟子注疏》已經出現,這時為疏者又當是誰?這就很自然地又使人想起了孫奭,因此舊本所題為《孟子》作疏者是孫奭尚不能輕易否定。果如是,則十三經注疏在北宋也已形成。
如前所說,十三經及十三經注疏雖在北宋已經形成並版行於世,但那時所刻梓者仍都是經、注、疏各自單行之本,讀一經必將經、注、單疏備齊,然後左顧右盼尋找注文、疏義,才能弄清每句經文的含義,覽者病焉。最初發現這個問題並站在讀者立場在實踐上將經、注、單疏合刻在一起者,是南宋的兩浙東路茶鹽司。

二、六經注疏合刻之始
南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茶鹽司提舉黃唐刊竣《禮記正義》後在該書卷末留下一篇跋文,稱:“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匯,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雲。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11]這篇跋文可以說明如下幾個問題:
一是流行的《六經》疏義,從京本、國子監本,到蜀刻本,都是將經文及注文省去,只是單疏流行,加上篇章散亂,覽者皆以為不便;二是本茶鹽司面對這種狀況,從便於讀者披閱的角度出發,舊時便刊印了《易》、《書》、《周禮》三經經、注、單疏的合刻之本,以便披繹,可是這三經以外的其他經書尚付闕如;三是紹熙二年(1191)辛亥仲冬,黃唐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繼承本司固有傳統,又將《毛詩》和《禮記》如前三經一樣的編匯,校勘梓行,以增廣本司舊日所未竟的事業;四是關於《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只好留給有同樣志向的來者。總共一百一十六字的跋語中將本司為什麼要合刻經、注、單疏,舊時刻了幾經,他來提舉茶鹽司又刻了幾經,哪一經留待來者完成,都交代得十分清楚。關於本司舊刊的《易》、《書》、《周禮》到底舊到什麼時候,今人經過仔細考察,已斷定在南宋高宗紹興(1131—1162)年間,也就是南宋初年。
黃唐字雍父,一字信厚,三山人,又題長樂(今福州)人。淳熙四年(1177)太學兩優釋褐,授迪功郎太學錄。《南宋館閣續錄》卷八,載黃唐於淳熙十年(1183)七月除為校書郎,十二年(1185)二月除為秘書郎,十三年(1186)正月除為著作佐郎,十五年(1188)三月除為著作郎,十六年(1189)八月知南康軍,慶元二年(1196)六月以考功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中間空了紹熙五年間不明其去向。此處所題他於紹熙二年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尚可補其行實之缺。
黃唐想刻而“顧力未暇”的《春秋左傳正義》,八年後,即慶元六年(1200),由紹興府知府沈作賓完成了。沈氏《春秋左傳正義》刻書跋中稱:
竊惟《春秋》一經,褒善貶惡,正名定分,萬世之權衡也。筆削淵奧雖未易測知,然而左氏傳、杜氏集解、孔氏義疏發揮聖經,功亦不細。萃為一書,則得失盈衰之際與夫諸儒之說是非異同,昭然具見。此前人之雅志,繼其後者庸可已乎?遂卒成之。諸經正義既刊於倉台,而此書復刊於郡治,合五為六,炳乎相輝,有補後學,有裨教化,遂為東州盛事。[12]
至此,從南宋高宗紹興間起,到甯宗慶元末的半個多世紀中,由兩浙東路茶鹽司完成了《易》、《書》、《毛詩》、《周禮》、《禮記》五經經、注、單疏合刻的任務,而《春秋》一經的經、注、單疏合刻任務,則由當時紹興府知府沈作賓完成了。兩浙東路茶鹽司的官署在紹興,紹興府治所也在紹興,紹興古稱越州,故這六經就有了“越州本六經”之稱。“越州本六經”是八行本經、注、單疏合刻的開山之作,不但是經學發展史上的大事,也是出版史上的創舉。

三、南宋國子監未合刻群經注疏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2006年10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插圖珍藏增訂版)謂:“南宋監本有《十二經正文》、《十二經正義》、《十三經傳注》。”其中的《十二經正義》,從字面上理解很像是十二經的注疏合刻本。但張先生既未交代這《十二經正義》的名目出處,也未說明南宋國子監在什麼時候刻了《十二經正義》,這就使人對南宋國子監雕刻經書情況甚感迷惘。
宋室南渡後,一切艱難。“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以(論)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13]可知金人破汴將書及書籍版片捆載北還給南宋造成的國家藏書困難。紹興十三年(1143),南宋小朝廷在錢塘縣的嶽飛舊宅(今杭州昭慶寺東)改建成國子監,這顯然是因陋就簡,到本監有能力刻書尚需一段時間。“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為尚書郎,請下詔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賜。從之。然所取諸多殘缺,故舊監刊《六經》無《禮記》,三史無《漢書》。二十一年,輔臣複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所闕之書,亦令次第鏤板,雖有重費,亦所不惜也。’由是經籍複全。”[14]可知南宋國子監全面恢復刻書已到了紹興末年。如此艱難的國家財力,恐無條件將十二經經、注、單疏悉心加以整理併合刻為一書。
宋嶽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曾說到他校刻群經所用的各種校本,謂:“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復參訂,始命良工入梓。”也未提到南宋有什麼監刻經書注疏本。因此監刻《十二經正義》之說,恐不能信以為真。
在現存古籍中,有所謂宋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二十卷《圖譜》一卷、《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二十卷、《監本纂圖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二卷等名目,先不說這些書是否真的出於南宋國子監,如《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就不是南宋國子監刻本,而是南宋劉氏天香書院刻本,即便真是出自南宋國子監,這些書也不是經、注、單疏合刻本,而只是經、注合刻本。
當然,在現存古籍中,尚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等,但它們都已經是元刻本或元刻明修本了。所以南宋國子監大概是未刻過群經經、注、單疏合刻本。

四、建安劉叔剛合刻群經注疏及元翻明刻的版式行格
前引嶽氏《九經三傳沿革例》,說他校刻群經曾用家藏二十三個版本反復參訂,其中有一個本子就是“建本有音釋注疏”本。這個本子的刻家,通常都認為就是南宋建安一經堂主人劉叔剛。劉叔剛的行實難以搜討,只有瞿冕良先生所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有簡單記載。該《辭典》謂劉叔剛“南宋淳熙年間建安人,室名一經堂,名中正,字桂軒。刻印過《附釋音尚書注疏》、《附釋音毛詩注疏》、《附釋音禮記注疏》。”我疑“中正”並非其名而應當是其表字,因為“叔剛”與“中正”正可配成“名”、“字”關係。“桂軒”可能是其號,而堂室或書鋪則名“一經堂”。他生活的南宋孝宗淳熙時代,已有兩浙東路茶鹽司將《周易》、《尚書》、《周禮》三經經、注、單疏合刻的先例。作為出版家,他應該很快嗅到這種出版方式帶來的新意,更會感到它便於披覽所開闢的讀者市場,所以在兩浙東路茶鹽司獨闢蹊徑之後,著手合刻群經注疏,這是非常合乎事物邏輯的情節。
劉叔剛是否遍刻十三經注疏,不得而知,但阮元所得宋十行本的十一經,自己就說“即南宋嶽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臺灣署名洑經閣者2007年11月27日在網上發文亦說:“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祖溯南宋劉叔剛十行本者是也,系坊刻。”證明當年阮元所得宋刻十行本十一經,就是建安劉叔剛一經堂所刻之群經。其實阮元當年所得十一種附釋音群經注疏,絕非都是劉叔剛原刻,而肯定夾雜著若干種劉叔剛原刻的翻刻本。
國家圖書館收藏一部《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版本著錄為“宋劉叔剛刻本”。如此著錄的依據,是本書序後鐫有“建安劉叔剛父鋟梓”長方形隸字牌記。牌記上方鐫兩彝器博古圖,一圖表面鐫“桂軒”,一圖表面鐫“藏書”。下方亦鐫兩彝器博古圖,一圖表面鐫“敬齋”,一圖表面鐫“高山流水”。有如此確鑿的證據,定其為“宋劉叔剛刻本”無庸置疑。其版式行款為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邊。
國家圖書館還收藏一部《附釋音禮記注疏》十三卷,清乾隆六十年(1795)和珅影宋刻本,序後亦鐫“建安劉叔剛宅鋟梓”長方牌記,另有“子孫保之”等篆文墨記。表明和珅所影刻的底本也是宋建安劉叔剛所刻。其版式行款也是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邊。(www.guayunfan.com)
國家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局收藏的《十三經注疏》中,《附釋音毛詩注疏》序後亦鐫有方形“劉氏文府”、鐘形“叔剛”、爐形“桂軒”、方形“一經堂”等木記。軍科院軍事圖書資料館所藏此書,整個詩序殘佚,這些牌記也隨之不存。但它們的版式行款亦為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是不是宋劉叔剛的原刊尚待勘比。但由上述的版式行款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性的認識:南宋建安劉叔剛確實匯刻過附釋音群經注疏;所刻群經注疏的版式行款全如上述,並多是細黑口。
國家圖書館還藏有元刻明修本的《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序後劉叔剛刻書牌記及其他博古圖記雖無,但行款字數仍同,只是書口從細黑口變成了白口,這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跡象。國家圖書館還藏有元刻明修本《附釋音尚書注疏》、《附釋音周禮注疏》、《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它們也都是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很明顯,行款字數仍與上述建安劉叔剛所刻它經無殊,而書口則變成了白口。由此我們又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性的認識:即元代翻刻這些書時,只是將宋時劉氏原刊的書口由細黑口變成了白口,並在變白之處鐫雕本版的大小字數,其餘版式行款則一仍其舊。
何以進一步證明元刻時書口確實發生變化了呢?國家圖書館還收藏一部《孝經注疏》九卷,其經序首葉版口下方“鐫泰定三年程瑞卿”、第二葉版口下方鐫“泰定丙寅英玉”。丙寅即泰定三年,故其版本被定為“元泰定三年(1326)刻本”。北京市文物局所藏《十三經注疏》中的《孝經注疏》,與國圖所藏全同。軍科院軍事圖書資料館所藏《十三經注疏》中的《論語注疏解經》版口下方亦有“泰定四年程瑞卿刊”字樣,證明也是元泰定間新刻之本。這三書的行款字數與上述諸經全同,可書口卻明明白白的都是“白口”,這就回應了上述諸經注疏的普遍現象,即元代翻刊新刻諸經注疏時,其版式上確實是取了“白口”的式樣。
國家圖書館還藏有《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版本定為“宋刻元修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但書口卻被著錄為“白口或黑口”,邊欄被著錄為“左右雙邊”。表明此書宋刻部分仍是黑口,而元時修補部分則改成了白口。欄線因宋刻就是左右雙邊,元翻時一如其舊。
國家圖書館還藏有《附釋音周禮注疏》,版本定為“元刻明修本”,亦是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而書口卻被著錄為“黑口或白口”,邊欄被著錄為“左右雙邊或四周單邊”。這意味著元刻部分是白口,而明修部分已變成黑口。元刻部分是左右雙邊,而明修部分則變成了四周單邊。表明現存附釋音群經注疏,其書口若是白黑相間,就要特別注意它是宋刻元修,還是元刻明修。
北京市文物局、軍科院軍事圖書資料館所藏《十三經注疏》中的《爾雅注疏》,則是每半葉九行,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大黑口,與上述諸經版式行款迥異,那已是明代正德或正德之後的刻本了。
我們若能透過上述這些表面現象,探循出它們之間異同的本質,則對現存三部附釋音《十三經注疏》版本的訂定,大有裨益。

五、現存所謂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
現存附釋音《十三經注疏》被定為“元刻明修本”是老早以前日本人的意見。後來傅增湘在《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目錄》中謂郘亭所錄《附釋音禮記注疏》及日人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所記:“《附釋音毛詩注疏》,均有建安劉叔剛刻書識語。元代曾有翻刻十行本諸經注疏,至明版歸南京國子監,遞有修補,世稱‘宋刻元明遞修本’,實為‘元刻明修本’,現為學者普遍認可。按十行本注疏,各藏書家多有之,自來藏書家於其刊刻處所無討論及者,今按乃建安劉叔剛桂軒氏一經堂所刻也。”從此,傳世的附釋音《十三經注疏》,無論大陸、臺灣,就都著錄為“元刻明修本”了。問題是否如此簡單,能否如此一言以概之,尚有討論餘地。
附釋音注疏單經,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博物院、江西樂平圖書館等,都還有多寡不同的收藏。就是整部的附釋音《十三經注疏》,國內也還存有三部。這三部一部今藏北京市文物局,一部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一部今藏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資料館。三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缺,但又都保留著絕大部分的群經內容。這三部書中各自包含的十三部經書,版本、品相大部分一樣,但又都不完全一樣,情況十分複雜。但若從宏觀上歸納起來亦不是不可言喻。第一,這三部書中的每一部都還在不同的經書上保留著宋建安劉叔剛刻書的某些痕跡,也保留著元代覆刻、新刊之後的明顯特徵,也保留著明代修補、另刻的鮮明特色。我們若能在這些痕跡、特徵、特色中尋求、歸納出可信的規律,就能對其中某經的某一部分是宋刻,某經的某一部分是宋刻元修,某經的某一部分是宋刻元明遞修;某經是元刻,某經是元刻明修;某經是明代另刻等提出中肯的意見,進而對這三部《十三經注疏》的版本提出較為切合實際的界說。
就某一經的全帙全部仍都是宋代劉叔剛原刻,恐怕現存這三部《十三經注疏》中哪一部也沒有了。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一部中的《附釋音毛詩注疏》,不但在版式行款上與現存能夠確切認定是劉叔剛原刻而未被納入《十三經注疏》的《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完全相同,《毛詩注疏》序後所鐫方形“劉氏文府”、鐘形“叔剛”、爐形“桂軒”、方形“一經堂”等木記,與現存能夠確切認定是劉叔剛原刻而未被納入《十三經注疏》的《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序後保留之劉叔剛的痕跡(“建安劉叔剛父鋟梓”長方形隸字牌記;牌記上方鐫兩彝器圖,一圖表面鐫“桂軒”,一圖表面鐫“藏書”;下方亦鐫兩彝器圖,一圖表面鐫“敬齋”,一圖表面鐫“高山流水”)也基本一致。似乎可以表明這部《附釋音毛詩注疏》亦應出自劉叔剛之手了。但是當著我們真的見到日本足利學校所藏劉叔剛原刻此書序後牌記圖版時,立刻就能判斷它仍是元代翻刻而絕非宋刻原版了。當然,現存三部《十三經注疏》中雖無一經是完整的宋刻,但在不少經中確實還夾雜著不少的宋版書葉,這就告訴人們,現存附釋音《十三經注疏》仍不宜簡單著錄為“元刻明修本”,實際是當中有宋刻,有元翻,也有明刻;有宋刻元修,元刻明修,也有元明遞修,故其版本不能一言以蔽之曰“元刻明修”,而應著錄為“宋元明刻元明遞修匯印本”,而匯印的時間當在明代。
所謂“匯印本”,指歷史上將某書或某套書舊有版片匯在一起,對其中部分損壞者加以修補、全部毀壞者加以新刊,而後重新統一印刷,就稱為“匯印本”。現在之所以稱這三部《十三經注疏》是“宋元明刻元明遞修匯印本”,是因為有一些說法和事實可證明它是書版匯印,不是成書匯拼。
明代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四有一段議論,謂:“臣於此又有一見,今世學校所誦讀,人家所收集者,皆宋以後之五經,唐以前之注疏,講學者不復習,好書者不復藏,尚幸《十三經注疏》板本尚存于福州府學,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秦漢以來諸儒之說。臣願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加整葺,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事也。餘如《儀禮經傳通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為備補。”[15]丘氏之書成于明孝宗弘治初年,即十五世紀末葉,表明他在寫此書時尚有《十三經注疏》存于福州府學。存的究竟《十三經注疏》成書還是板片,從他後邊所說“時加整葺,使無損失”以及《儀禮》“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為備補”看,應該指的是《十三經注疏》的板片。前引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目錄》亦有“元代曾有翻刻十行本諸經注疏,至明版歸南京國子監”的說法。表明原貯福州府學的《十三經注疏》版片,到明時移到了南京國子監。南京國子監在整理這些舊板而予以重印之前,遇到該修補者修補,修補的時間大概在正德時期;遇到舊板全爛不能再行刷印者,就另行刊雕,而新雕就多以嘉靖時李元陽閩中所刻《十三經注疏》為底本了。所以現存三部附釋音《十三經注疏》在匯印時間上就顯出了不同。北京市文物局與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大概屬於同一個印期,已屆嘉靖以後。軍科院軍事圖書資料館,匯印之期較早,可能在正德時期,因此在書的品相上較那兩部為上。加之印紙為明時皮紙,較那兩部所用竹紙亦好,故損壞程度也不完全相同。說它們是書版匯印而不是成書匯拼,還有一個理由,那就是這三部《十三經注疏》部與部之間印紙雖然不完全相同,但就每一部而言,則印紙是一致的。

六、南昌府學重刻宋板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二十年(1815),當南昌府學重刻宋板十三經注疏即將蕆事時,阮元寫了一篇題記,謂:“有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嶽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冊。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曆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毀,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為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甯盧氏宣旬讀餘《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複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16]
題記中所說他所藏宋刻十行本十一經注疏,有不少人提出懷疑。例臺灣署名洑經閣者在網上所發的文章中,就說:“阮氏舊藏諸附音釋本非宋本原刻,皆系元世建刻坊本。宋十行本今存世者,惟日本足利學校所藏《附釋音毛詩正義》及《春秋左傳正義》。”這話說得不完全正確,但也確有一定道理。阮元生活的時代,要想得到十一種宋刻十行本群經注疏不大可能,因為到他那時絕沒有十一種宋刻十行注疏本存世,能湊起十一種者,當中必有元翻刻本或元刻明修本。所以洑經閣說“據長澤規矩也所考,阮氏舊藏諸附音釋本非宋本原刻,皆系元世建刻坊本”,這話說得過於絕對。阮元生活的時代,尚在中國流傳的宋刻十行注疏本群經,絕不止日本足利學校所藏的《附釋音毛詩正義》和《春秋左傳正義》,《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宋劉叔剛所刻原本,至今仍珍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自不待說,他如《毛詩注疏》、《禮記注疏》、《論語注疏解經》、《孟子注疏解經》等的宋刻原本,也都世有流傳,並且這五經至今仍分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等。所以對阮元《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所依據的底本,既不要信其全為宋刊,也不要信其“皆系元世建刻坊本”,而是有宋刻原刊,亦有元刻明修之本。至若洑經閣氏所說“阮所校者既非原刻,又遞有修補,錯訛孳益處不一而足”,那恐怕就不能只怪其本,更多的應當要怪其人了。
注釋
[1]南朝宋範曄《後漢書》卷六十《蔡邕傳》。
[2]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十三經注疏》。
[3]《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學傳》上序。
[4]《舊唐書》卷七十三《孔穎達傳》。
[5]清沈廷芳《十三經注疏正字·例言》。
[6]宋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三《端拱校五經正義》。
[7]《宋史》卷二百六十六《李至傳》。
[8]宋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三《咸平校定七經疏義》。
[9]《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傳》。
[10]清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校勘記序》。
[11]紹熙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禮記正義》黃唐跋。
[12]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春秋左傳正義》。
[13]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十六;《宋史全文》卷十九。
[14]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監本書籍》。
[15]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四。
[16]清阮元《重刻宋板十三經注疏·題記》,中華書局1979年11月影印《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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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0 23:20:32 | 显示全部楼层
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修叢考
——以《論語注疏解經》為中心
作者:楊新勳   
提要: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經歷了正德六年補版、正德十二年補版、正德十六年補版、嘉靖三年補版和嘉靖重校修補五次修版,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是嘉靖重校修補。嘉靖重校修補不但大量更換原已破損的板片,而且對元十行本原版和正德年間的三次補版也進行了校對和修訂,並由此在版式上作了更新和統一。嘉靖重校修補的時間介於嘉靖三年補版和李元陽刻本之間,李元陽刻本是以元刻嘉靖重校修補本為底本的。清阮元撰《論語注疏校勘記》和刊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所依據的十行本是臺北國圖所藏的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或類似此本者,其原文訛誤與此有關。

關鍵字:元刻明修本 嘉靖重校修補 李元陽校本 元刻明正德修補本

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是目前所知今存最早名為“十三經注疏”的經、注、疏合刻本,是此後明嘉靖李元陽福建刻本、明萬曆李長春刊北監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清嘉慶阮元南昌府學刻本的祖本,意義巨大。但有關此本尚有許多未明之處,今不揣譾陋,加以考論,請方家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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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修之複雜性
元十行本在清人著作尤其是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稱之為“宋十行本”,段玉裁疑為元人翻宋本,顧廣圻認為刻於元明間。近代以來,傅增湘、長澤規矩也、汪紹楹、阿部隆一、張麗娟等先生經過仔細考察,證明元十行本是元代泰定帝(1324-1328)前後據宋十行本重新刊刻的,系福建坊刻。[1](p372-384)此可為定論,本文也以此為基礎。
元十行本單經注疏原版書今存有《附釋音尚書注疏》和《孝經注疏》,其他各經今存書均經明代多次修板,如《論語注疏解經》存本均為元刻明修本,其中單行的有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明修本、臺圖書館藏元刻明正德修補本和元刻明修本。[1]匯印的有,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市文物局、國家博物館、軍事科學院圖書館,和日本靜嘉堂文庫,各藏一部。《中華再造善本》據北京市文物局本影印,本文據《中華再造善本》所收本論述
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中保存了大量的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原刻版葉,明修版葉多有標識,較易區別,在張麗娟先生研究的基礎上,[1](p386)可以將元十行本的版式概貌作一總結,其基本特徵可大致概括為:①左右雙邊,半葉十行,經文大字十六、十七不等,注、疏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三字。②版心多白口,版心上刻大小字數,中刻書名簡稱和卷數,下多刻刊工名。③版心多順雙黑魚尾,偶對雙黑魚尾,魚尾或上有線,或下有線,或上下皆有線,亦有無線者。④疏文前有一領起的上下加半圓括號之大“疏”字將經注與疏文隔開;[2]之下經文起訖語與疏文正文之間再用小圓圈隔開;注文起訖語前加一“注”字;“注”字連接注起訖語為一組,其上下再各用一個小圓圈將經之疏文與注之疏文隔開;對於同一章中不同的注文起訖語和疏文也是用這種方法依次隔開;不管是經文還是注文的疏文之前均有“正義曰”領起。⑤版心偶有黑口、無字數、無刊工以及單黑魚尾者;《爾雅注疏》半葉九行,領起大“疏”字黑底白文,此外《周易兼義》也多有黑底白文的“疏”字。⑥版葉左上角多有書耳,內刻篇名,《春秋》三傳注疏刻魯君年份。
元十行本的這些版式特徵基本沿襲自宋十行本而來,卷首書名和署名格式以及版心中間所刻書名簡稱或半體字(如“寺㐬”“巳㐬”等)與宋十行本類似,大字正方、小字長方以及字體風格也一承宋十行本,尤其是有些經的宋十行本避諱字,元十行本也一併沿襲,且均字外加圓圈標識,這是清人誤把元十行本當作宋十行本的原因。
元十行本與宋十行本的不同主要在於:宋十行本版心不刻字數和刊工名;宋十行本疏文中經、注起訖語下為空一格而非小圓圈;[3]另外,《論語注疏解經》卷一首葉版心下方刻“泰定四年刊”,卷三首葉版心下方刻“泰定丁卯”,泰定丁卯即泰定四年(1327)。元十行本刊工皆為元人,將字數和刊工名補于原宋十行本版心上下為元人新增,知元十行本為仿宋新刊本,其中黑口、單黑魚尾及黑底白文“疏”字等情況蓋因所據宋十行本殘缺補配所致,補配來源不詳。
元十行本至明代經過多次補版,人們籠統用“元刻明修本”來稱之,[4]又有“南監本”“南雍本”“正德本”之稱,[5]臺北圖書館將其一本著錄為“元刻明正德修補本”,一本著錄為“元刻明修本”,而程蘇東在其《“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修補匯印地點考辨》中稱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為“正德本”,認為其匯印可能在正德年間。[2](p31)雖然經過程蘇東的考證,元刻明修本修補匯印地點並不在明代南京的國子監,而是在福州府學,稱“南監本”或“南雍本”是錯誤的;但是,程蘇東稱之為“正德本”,認為匯印於正德年間,是不正確的。因為,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有正德六年補版、正德十二年補版、正德十六年補版、嘉靖三年補版和嘉靖重校補版這五次有明確記載的補版(詳下文所論),[6]補版刷印有單行本和匯印本之別,情況要比程蘇東認識得複雜。那麼今存元刻明修本都是歷經了哪些補刻和修版?尤其是最後一次修補是什麼時間?李元陽刻本和阮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的底本是什麼本子?存世的幾種本子又分別屬於哪幾種本子?今天,各家著錄的版本稱呼是否合理?這些問題均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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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代遞修考實
全面核實《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北京市文物局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此本至少有五次有明確標記的補版:
1.正德六年補版。
各經皆有。
其版式是:無書耳;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多白口,有的下黑口;版心上刻“正德六年刊”或“正德六年”字樣;兩魚尾之間偏上刻書名簡稱或半體字及卷次,如“周禮疏一”“周疏”或“寺㐬”(即“詩疏”)、“巳㐬”(即“禮記疏”)、“吾㐬”(即“語疏”)等,之下刻謄抄人,有王世珍、陳景淵、羅棟、李紅、葉文石、葉廷芳、詹積英、許成篤等;版心下有的為黑口,有的白口刻葉碼和刊工名,刊工有餘元伯、余伯安、周元進、葉明、吳勝、黃世隆、劉長寶、熊元貴、吳春玉、劉景福、陳四、劉立、劉洪、陳欽、王毛孫、黃友才、陳右、周元正、陸福壽、葉仕大、江長保、吳祿、葉景興、葉文昭、黃四郎、黃富、江洪等。
需說明的是,《孝經注疏》全為正德六年補刊,版心上方刻“正德六年刊”,版心下方或黑口或刻刊工名,版心中間有的刻“書手陳景淵”“刊手葉大佑”,但更多的是“×××”和“×××謄”。曾有人據此懷疑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不含《孝經注疏》,至正德年間明人修補《十三經注疏》方收入《孝經注疏》,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國圖藏有元十行本原版印本《孝經注疏》,版式特徵與元十行本其他各經相合,正德六年補刊本正是在此基礎上重新補刻而成,故有的葉有墨釘,版心刻謄抄人是正德六年補版一致的特徵,則明清人認為元十行本有“十三經”,稱之為“十三經注疏”並非疏漏。
正德六年補版大字正方,顏中帶柳,小字長方,略近歐體,刻字風格與元十行本相近。正德六年補版雖不避宋諱,但于原宋諱字上下加半圓括號,當為沿襲元十行本之省變。
2.正德十二年補版。
除去《孝經注疏》之外,其他各經均有正德十二年補版,且補版數量遠較正德六年補版多,為其數倍之上。
其版式是:無書耳;四周單邊;多上單黑魚尾,亦有上下對雙黑魚尾者;白口;版心上刻“正德十二年刊”“正德十二年”“正德一二年”或“正德十二刊”;魚尾下緊連刻小圓圈,之下為書名簡稱或半體字及卷次,書名下偶刻校人,如《禮記注疏》卷二十四第一葉、卷二十五第十六葉均刻“張通校”;下魚尾之上或無下魚尾的相同位置刻葉碼,版心下方大多刻刊工名,刊工有王才、劉立、文昭、元善、余富、榮郎、李豪、佛員、士英、周同、吳三、周甫、劉升、王邦亮、周士名、仲千、劉京、細二、文旻、廷器、陸三、蔡福貴、元善、楊尚旦、黃仲或單字人、曾、象、豪、興、明、福、吳、陸、周等。
另需說明的有兩點:一是有些補版版心上方刻“正德年”,或僅刻一“正”字,據版式和刊工名,應該屬於正德十二年補版;二是有些補版版心上方沒有刻字,但是版式一同正德十二年版,尤其是所刻刊工名也同於正德十二年補版刊工,考慮到這些版葉大多連接在版心上方有“正德十二年”版葉之後,所以這些補版葉應該也屬於正德十二年補版。
正德十二年補版也是大字正方,顏中含柳,小字長方,字近歐體。正德十二年補版不避宋諱,除“疏”字外無再加上下圓括號者。又正德十二年補版有些版葉頗多墨釘。
3.正德十六年補版。
正德十六年補版見於《儀禮》《儀禮旁通圖》《儀禮圖》和《春秋左傳注疏》四種,又《論語注疏解經》中有兩葉可推測為正德十六年補版。
其版式是:無書耳;四周單邊,或四周雙邊;順雙黑魚尾;多大黑口,偶爾上半黑口有留白;版心上方于黑口中刻“正德十六年”白文,若上半有留白則刻“正德十六年”;版心上魚尾下刻書名簡稱或半體字及卷次,如“火㐬三”(即“秋疏三”),下魚尾下先留白刻葉碼,然後為下黑口。
《儀禮旁通圖》正德十六年補版刻得很隨便,雖然多黑口,有嚴格的,但有的僅有上黑魚尾,有的不刻“正德十六年”,有的白口單黑魚尾上刻“正德十六年”,有的黑口不刻“正德十六年”,有的版心僅有上黑底刻“正德十六年”白文。
正德十六年補版大字正方;小字有正方的,也有略呈長方的。正德十六年補版大多版葉文字稚拙呆板,偶有版葉文字近元十行本者。
4.嘉靖三年補版。
嘉靖三年補版有版心標記的僅二見:一是《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三十第十一葉,二是此書卷六十二第十葉。卷三十補版葉四周單邊,白口,順雙黑魚尾,版心上方刻“嘉靖三年刊”,大字正方,小字略長方。卷六十二補版葉左右雙邊,白口,順雙黑魚尾,版心上方刻“嘉靖三年新刊”,小字略長方。
此外,《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三十第十二葉版心上方雖然無“嘉靖三年刊”字樣,但版式、字體一同第十一葉,考慮到此葉位置,這一葉應該也是嘉靖三年補版。
嘉靖三年補版雖然只有三葉,但是它的版式、字體以及“疏”字用上下半圓括號包裹的格式與元十行本和正德三次補版均較為近似,變動不大,這對於考察元刻明修本具有重要意義。
5.嘉靖重校補版。
除去《孝經注疏》之外,嘉靖重校補版於各經均大量存在,其數量又遠在正德十二年補版之上,甚至是其數倍,如《論語注疏解經》嘉靖重校補版就多達九十四葉,幾乎占了《論語注疏解經》板片的百分之四十。
重校補版版式甚為一致,其版式是:無書耳;四周單邊;白口;對雙黑魚尾,魚尾上下有黑線;版心上方刻校者,共有懷浙胡、閩何、候番劉、府舒、候吉劉、懷陳六人;版心中間刻書名簡稱和卷次,如“詩疏卷十二之二”“語疏卷二”等,之下有的刻“鄉林重校”或“林重校”,“林”當即“鄉林”之省;版心下魚尾下刻葉碼,版心葉底刻刊工名,有陳德祿、吳珠、陸四、余文貴、張尾郎、魯堅、施肥、陸榮、王榮、詹蓬頭、楊俊、詹第、施永興、袁璉、葉二、汪元富、余成廣、王仲友、葉雄、黃永進、王元保、元清、陸記青、周同、葉采、餘添環、熊山、江元貴、餘添進、葉金、江長深、楊全、蔡順、余郎、江盛、陳珪、謝元林、王仕榮、吳佛生、範元福、劉天安、江元壽、葉壽、王進富、葉招、程亨、李大卜、周富柱、張元隆、余富汪、熊文林、余旺、熊田、謝元慶、黃道林、余景旺、余富、張佑、余元富、葉馬、江富、劉觀年、程通、余堅、吳元清、龔三、王良富、陸文進、黃文、王浩、吳原清、葉妥、曾椿、王文、危元升、劉觀生、陸基郎等;偶有版心上方刻重校人而中間刻校人者,亦偶有將校人和重校人並作小字擠在版心上方者。
重校補版一改此前款式,經注與疏文之間所標領起的大“疏”字均作黑底白文,外加黑線,十分醒目。重校補版也不避宋諱,但於元十行本原諱字有的加上下圓括號,有的作黑底白文。總的看,重校補版大字正方,小字略長方,但字稚拙呆板且字體略大,擠滿了版面。
相較元十行本原版和明代的四種補版,重校補版字跡最為清晰,鮮有模糊難辨者,應該是刊刻得最晚,距離存世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刷印時間最近者,這也是我們稱之為“嘉靖重校補版”的一個原因。
根據程蘇東的研究,元十行本的明代修補地點是在福建的福州府學,此殊為有見,這可從正德六年補版的刊工劉立、葉文昭也見於正德十二年補版,而正德十二年補版的許多刊工也見於嘉靖重校補版,嘉靖重校補版的刊工又大量見於李元陽福州府學刻本(詳下文)得到印證。明代的這五次修版,是在同一地點針對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進行的有組織的長達二十餘年的先後依次修版。
綜上所述,至少可以得出三點:一是明代的五次補版均有明確意識,這體現在版心刊刻補版時間,版式略作變動以別於前版,以及刊刻抄人、校人和刊工上;二是五次補版均大體沿襲了元十行本的版式和字體,以便和原元十行本保留的版面相配而行,但具體來講版心和字體又有程度不等的差異,嘉靖補版變化最大;三是五次補版的規模不等,嘉靖三年補版最少,第二少的是正德十六年補版,正德六年補版各經均有,尤其《孝經注疏》全為此年補刻,正德十二年補版相對較多,是一次大規模的補版,嘉靖重校補版是最大規模的一次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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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本的補刻及與李元陽福建刻本的關係
雖然正德六年補版在版心中間刻有謄寫人,也出現過兩次刻校人的現象,但是正德十二年補版並沒有沿襲這種做法,這說明正德十二年這次較大規模的修版仍以沿襲元十行本為重點,不想做太多手腳,這從其一些版心上方僅刻“正德年”“正”以及什麼也不刻也可以看得出來。正德十六年補版雖然版心弄得很花哨,但是相較正德十二年補版也沒有增添新東西,只是標記與正德十二年補版有所不同而已。嘉靖三年補版僅三葉,其版心和字體也沒有明顯變化。
這種情況到了嘉靖重修補版就不同了。嘉靖重校補版版心全部改為白口,對雙黑魚尾,幾乎所有的版心上方均刻有校人名,有不少版心中間還刻有重校人名,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尤其是考慮到重校補版將經注與疏文之間的大“疏”字和部分避諱字改為黑底白文,外加黑線,十分醒目,就可以明瞭,這次補版表現了更明確的劃一意識和區分意識,甚至意味著這次修版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也表明它在嘉靖三年補版之後在版式上有了新的進展。
國圖所藏元刻明修本《論語注疏解經》與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論語注疏解經》相比,除去無嘉靖重校補版外,其餘一百四十餘版葉面相同,屬於同板。國圖本有八葉補版,但版心上方均不刻補刻時間,楊紹和認為此當為書估挖去。[3](p36)通過與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核對可知:其《論語序》第一葉為正德六年補版,卷四之第三葉第四葉、卷六之第二葉第九葉和卷二十第五葉為正德十二年補版;卷十九第七葉與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同板,雖均版心上方無補刻時間,但版面有多處墨釘,且版式、字體接近正德十六年補版,鑒於元十行本無墨釘,墨釘多見於正德年間補版這一現象,可將此葉推定為正德十六年補版;卷五第五葉與卷十九第七葉版式、字體相同,也有一些墨釘,應當也是正德十六年補版。雖然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這兩葉與國圖本同板,但有不同:一是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有些地方字跡模糊,說明其刷印時間要晚,二是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沒有墨釘,其對應國圖本墨釘處的字刊刻粗率,應為後來補刻(詳下文)。可見,國圖本可以推定最後補版時間為正德十六年,稱之為“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是合適的。臺北國圖本與國圖本完全相同,而且版裂紋路相同,應該是同一版本,其版本著錄是準確的,只是臺北國圖本有些地方字跡更為模糊,版裂的口子更大更多,則其刷印的時間要晚于國圖本。又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中四見“正德本”,亦當為元刻明正德修補本。
國圖本和臺北圖本均有些原版葉面字跡漫漶不清,難以辨認,說明兩書刷印時板片已破損嚴重,尤以臺北圖本為甚。事實上,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明正德十六年兩葉補版均有多處墨釘,說明當時原版已頗有些地方無法識別,所以修版也只好闕如。類似情況,除了《孝經注疏》外,其他各經也有,其中《周易兼義》《禮記注疏》《毛詩注疏》的有些版面情況還比較嚴重。可見,到了嘉靖初年,元十行本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修版問題了,它需要大規模地重新校對、更換板片甚至是新的刊本,否則就無法刷印了。
嘉靖重校修版正是有見於此而採取的有明確意識的大規模校對、重刊、修補活動,其統一版式、字體,尤其是版心刊校人、重校人以及“疏”字格式都有明示的意味。這次修版的主要內容是:①大量補版,對於補版葉,安排專人校書,如懷浙胡校《周易注疏》、閩何校《尚書》、候吉劉校《禮記注疏》等,其中,候番劉與府舒兩人合校了《詩經》,又合校了《論語》,同時還安排鄉林進行重校,這保證了這次補版文字的品質,如這次補版不僅文字清晰,很少墨釘,而且還改正了元十行本不少文字訛誤。如《論語注疏解經》卷五“賜也何如”章疏文“此夫子又為指其定分”,元十行本原版“夫子”誤作“未子”,嘉靖補版更為“夫子”;同卷“子使漆雕開仕”章疏文引“子使漆雕開仕”,元十行本原版“仕”誤“化”,嘉靖補版更作“仕”;卷六“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疏文“顏回任道”,元十行本原版“顏”誤作“聞”,[7]嘉靖補版更作“顏”;卷七“志于道”章疏文“覆幬持載”,元十行本原版“燾”誤作“壽”,[8]嘉靖補版更作“幬”;同卷“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包注“聖人知廣道深”,元十行本原版“深”誤作“探”,嘉靖補版更作“深”;等等。②更改版式,一是版心統一改為四周單邊,白口,對雙黑魚尾,魚尾外加黑邊線,下魚尾下刻葉碼;二是版心上方刻校人名,版心中先刻書名簡稱和卷次,下有的刻重校人名,版心下方刻刊工名;三是統一用黑底白文的大“疏”字(外加黑線)來區分經注和疏文[9]。③對於要保留的元十行板和正德年間的三次修版進行文字校對,增補缺字,更改文字訛誤。增補缺字,如《論語注疏解經》之首葉《論語序》為正德六年補版,疏文“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原“與”與“論”字均為墨釘,嘉靖重校修版補“與”字;[10]卷五第五葉為正德十六年補版,原左半葉有十五處墨釘,嘉靖重校修版全部補上了闕字;類似情況亦多見於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周易兼義》《毛詩注疏》《禮記注疏》等的嘉靖重校修版。更改文字訛誤,如《論語注疏解經》卷六“子華使于齊”章“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正德十二年補版“豆”誤作“鬥”,嘉靖重校修版作“豆”;同卷“觚不觚”章疏文“異義韓詩說”,正德十二年補版“說”誤“為”,嘉靖重校修版更作“說”;同卷“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孔注“將自投下”,正德十二年補版“將”誤作“得”,嘉靖重校修版更作“將”;等等。④對對正德補版版心的更改與恢復。自《論語注疏解經》看,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的正德六年補版、正德十二年補版版心魚尾位置和刊工名一致,應為同一版之先後刷印;雖然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論語注疏解經》與上兩單行本同版,刊工名也相同,但版心上方有“正德六年刊”或“正德十二年刊”字樣,版心魚尾位置略偏上,刊工名字跡也與單行本不同,頗令人生疑。今校國圖元刻明修本《周易兼義》與北京市文物局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周易兼義》,其正德補版也有類似現象;但國圖本《周易兼義》之正德六年補版、正德十二年補版版心魚尾上方刻有“正德六年刊”“正德十二年刊”字樣,魚尾位置同國圖本、和臺灣圖本《論語注疏解經》一致,可知正德六年、十二年補版原刻有“正德六年刊”“正德十二年刊”字樣,後來板片此處或自然破損或人為破壞,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刷印時再據正德補版原刊書重刻了版心,補上了“正德六年刊”“正德十二年刊”字樣,並重刻了刊工名。
當然,此次修版有一些元版、明正德補版的錯誤仍然沿襲,也不可避免地新增了一些文字訛誤。如僅《論語注疏解經》卷一《學而》篇至少有四處訛誤:“吾日三省吾身”章疏文“弟子曾參嘗曰”,嘉靖重校補版“弟”誤作“曾”;“道千乘之國”章疏文“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裏者百”,嘉靖重校補版“十”誤“千”;同章疏文“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嘉靖重校補版“三”誤作“二”;“慎終追遠”章疏文“言君能行此慎終、追遠二者”,嘉靖重校補版“能”誤“子”。此四處元十行原版皆不誤,同蜀大字本和玉海堂本。
嘉靖補版的刊工與嘉靖年間李元陽、江以達主持的福州府學刻本(簡稱“閩本”)相同者甚多,如江富、江元壽、余富、余堅、張尾郎、餘添進、王榮、王仕榮、黃文、陸四、陸榮、陸記青、陸文進、謝元林、李大卜、張元隆、曾椿、江元壽、葉雄、王元保、餘添進、施永興、江盛、龔三、熊田、熊山、熊文林、程通、袁璉、謝元林、葉采、施肥、葉妥、黃永進等,說明二者關係密切,應為同一地點先後雕版。具體來講,嘉靖重校修版應略早於閩本,原因有八:①閩本經文用大號字單行,經文下注文標領起的大“注”字,[11]注文用中號字單行,經注下領起的大“疏”字下疏文用小字雙行,這相較嘉靖重校補版沿襲宋元以來經注疏合刻本格式經與注僅以字型大小區別、注與疏字型大小相同來說,經、注、疏區分更為清晰直觀。②閩本經文下注文領起字“注”、經注下疏文領起字“疏”和疏文中引注前的領起字“注”均為黑底白文,外加黑線,直觀明瞭,明顯較嘉靖補版僅標“疏”字體例完善。③嘉靖補版沿襲元十行本行款,文字皆頂格,章章相連,並不錯行分段;閩本則按章分段,每章第一行經文錯行抬頭,之後文字低一格,甚有條理。④元刻明修本多半葉十行,正文頂格,但《爾雅注疏》半葉九行,經文頂格,疏文多錯行低半格或一格,體例與他本不同;閩本各經均半葉九行,《爾雅注疏》也改同他經,每段經文大首碼行頂格,之後文字皆低一格。這和①②③中所言一致,均為版刻體例在綜合宋元諸本的基礎上更加清晰化、直觀化、整齊化的體現,這是注疏版式發展完善的結果。⑤嘉靖重校補版雖已不避宋諱,但於元十行本原諱字或上下加圓括號或用黑底白文標示,似乎沒有弄懂這是元十行本沿襲宋十行本的諱字;閩本則將之改同經、注、疏其他字,不再保留任何格式。就這一點來看,要說嘉靖補版以閩本為據是不可能的。⑥嘉靖重校修補版在文字方面的校改成果和新增訛誤也反映在閩本中,[12]閩本又有新的修補成果,而這不見於嘉靖重校修版:增補缺字,如《論語注疏解經》卷十四第十三葉為嘉靖重校補版,“子曰不逆詐”章經文下注文“孔曰先”和“能為賢”作墨釘,閩本補足了兩處闕文;又卷十九第七葉為正德十六年補版,其中“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經注與疏文間“疏”字作大墨釘,嘉靖重校修版沿襲,閩本補了“疏”字;又下疏文“猶可踰也”“猶可踰越”“不可得而踰也”之三“踰”字,嘉靖重校修版皆沿襲正德十六年補版作墨釘,閩本均補上了“踰”字;又下疏文“人雖欲自絕”之“雖”字,嘉靖重校修版沿襲正德十六年補版作墨釘,閩本補上了“雖”字。閩本于《周易兼義》、《禮記注疏》和《毛詩注疏》等也多有增補缺字,不再羅列。修改文字,如僅《論語注疏解經·論語序》就有四處:第二葉“蕭望之字長倩”,嘉靖重校補版之“倩”沿襲元十行本原版誤作“情”,閩本作“倩”;第四葉疏文“倡魯詩論語”,嘉靖重校補版之“倡”沿襲元十行本原版誤作“昌”,[13]閩本作“倡”;第五葉疏文“年世未遠”,嘉靖重校修補本“世”誤作“出”,閩本作“世”;第六葉疏文“荀彧之子”,嘉靖重校修補本“彧”誤作“或”,閩本作“彧”。《論語注疏解經》其他各卷以及《周易兼義》《禮記注疏》《毛詩注疏》等經,閩本也多有修改元十行本、正德補版和嘉靖重校補版的情況,[14]不再羅列。汪紹楹先生對於閩本曾雲:“且本中佳處,往往與宋本合(見《左傳》《爾雅》校勘記),監本、毛本且從此出,固明刊之佼者。”[4](p53)當然,閩本也沿襲了嘉靖重校修版的錯誤,而且有一些新增的錯誤,限於篇幅不贅,這些新增錯誤自然是不見於嘉靖重校修版的。⑦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收《儀禮》白文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和《儀禮圖》十七卷,並無《儀禮注疏》,有名不副實之嫌,閩本用《儀禮注疏》十七卷置換了《儀禮》三種,名實一致。⑧閩本出現後原版曾經過幾次挖改和重修,後萬曆年間李長春主持北京國子監刻本和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刻本均以閩本為底本,收書內容和先後次序相同,版式、行款也依閩本,說明閩本成就高、影響大,閩本出現後,元十行本之版幾無大規模修補的必要,嘉靖重校修版的刷印空間也大大壓縮。
根據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的著錄和王鍔先生《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考略》(未刊稿)的考證,李元陽在嘉靖十五年(1536)以禦史巡按福建,至嘉靖十七年五月得代出疆,其刻書即在此時,時同年江以達任福州府學僉事,二人董理此事,故李元陽於嘉靖二十年前後所撰的《默遊園記》中雲默遊園中儲有“在閩中刻《十三經注疏》、杜氏《通典》及纂得群書三千餘卷”。[5](p23)
可見,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的重校修補時間應在嘉靖三年以後至閩本雕鑿以前,[15]時間跨度十年有餘,這與閩本前後用時約兩年形成對照,考慮到重校補版僅六人校勘、一人重校,尤其是閩本有李元陽、江以達主持,刊工人數增加三倍以上,重校修補歷時較久是可以理解的。李元陽刻本全面吸收了嘉靖重校修補本在校勘、修補、版式上的新成果,加以改善、完備,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刊刻,並後出轉精取得了較高成就,此後萬曆年間李長春主持的北京國子監刻本即以閩本為底本,後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又以北監本為底本。準確地說,除《儀禮注疏》之外,[16]李元陽刻本是以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本為底本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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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2 21:43:21 | 显示全部楼层
(续前)
四、阮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所據“元十行本”蠡測
由於元十行本明代多次修補,傳本又有單行本與匯印本之別,所以有關十行本的情況十分複雜。清中葉,阮元據其家藏“元十行本”十一經于嘉慶初年撰寫《校勘記》,[18]後於嘉慶十九年到二十年刊刻《十三經注疏》,但是,具體各經所據的情況頗不一致,難以一概而論。限於篇幅,這裏僅談其《論語注疏解經》所據之本。在《宋本十三經注疏並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中,阮元謂《論語注疏》“以宋版十行本為據”,然其《論語注疏校勘記》校語中屢屢出現“十行本”字樣,正如其《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所追述的是“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的。[6](p2)這話說他初撰《論語注疏校勘記》大致不差,然細繹其《論語注疏校勘記》不難發現,其所補校語均徑以“元十行本”出文,之下校語也不再言“十行本”,則補校時已以“元十行本”為底本了,所以此後刊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簡稱“阮刻本”)也以之為底本。張學謙曾據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所列十行本文字無嘉靖重校補版,認為阮元所據本並非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確為元刊,未經明代遞修”。[7](p167)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和阮刻本所據本確非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但並非元刊,[19]以下詳論之。
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雲:“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冊。”[6](p2)阮氏當據其家藏“元十行本”而言,則為元刻明修本也,只是沒有落實到每一經而已。對此,置身阮元“十三經局”的顧廣圻認為其本“元明間所刻,正德以後遞有修補”,[8](p132)說得就更加具體了。又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序》雲:“十行本二十卷。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上邊書字數,下邊書刻工姓名。中有一葉下邊書‘泰定四年’年號,知其書雖為宋刻,元明遞有修補。”[6](p2566)既言“元明”,阮撰《論語注疏校勘記》和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很有可能依據的是元刻明正德修補本。
上文提到,元刻明正德修補本《論語注疏解經》今存兩部: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十冊,著錄為“元刻明修本”,扉頁鈐“海源閣”印,首葉鈐“宋存書室”“楊東樵讀過”“臣紹和印”“彥合珍玩”,知其為海源閣舊藏,為楊以增、楊紹和父子所寶,此即楊紹和《楹書隅錄》著錄之本;一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冊,著錄為“元刻明正德修補本”,鈐“潭月山房書印”“錢謙益印”“竹宅藏本”“竹窗”“高士奇印”“式古堂書畫印”“素菊居士鑒賞圖書”“海日樓”“寐叟”“遜齋”等印,知曾經錢謙益、朱彝尊、高士奇、卞永譽、永璥等名人之手,至民國為沈曾植所得,終入“國立中央圖書館”(今臺北國圖前身)。兩本版式全同,內容幾無二致,最後補版時間為正德十六年;但相對來說,國圖本更為清晰,殘損較少,版裂也不嚴重;臺北國圖本則較為模糊,版裂有些嚴重,說明二本有刷印時間先後的差異。此外,國圖本於正德補版版心上方或作墨塊或草書字數,屬書估所為;臺北國圖本版葉多蟲蠹,其正德補版版心上方多殘損,其中卷四第三、四兩葉殘損處“年”字下半依稀可見,知刊刻時間本有,後為書估挖去。
今將阮刻本《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與國圖本和臺灣圖本比勘,同時參考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可知阮刻所據確為元刻明正德修補本《論語注疏解經》:①《序解》首葉疏文“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阮刻本所附《校勘記》雲“此本‘與’字‘論’字並闕”,元十行本原版無墨釘,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此葉為正德六年補版,“與”“論”二字處作墨釘,嘉靖重校修版時補上了“與”字。②元刻明正德修補本卷五第五葉“宰予晝寢”章經文“朽木不可雕也”,阮刻本《校勘記》雲“此本唯經文作‘雕’,餘仍作‘彫’”,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此葉為正德十六年補版,阮氏所言正二本經、注、疏用字。③同章,阮刻本《校勘記》:“今乃晝寢。‘晝寢’二字闕,今補正。下‘故孔子責之’‘責’字、‘聽其所言’‘聽’字、‘雖聽其言更觀其行’‘聽’‘觀’二字、‘杇鏝也’‘鏝’字、‘釋宮’‘釋’字、‘鏝謂之朽’‘鏝’字、‘泥塗也李巡曰塗因謂泥塗’三字並同。”[20]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此葉有十五處墨釘,正如阮氏所雲,而嘉靖重校修版全部補上了闕字。④元刻明正德修補本卷十九第七葉“叔孫武叔毀仲尼”章,阮刻本《校勘記》言疏文有十二處闕文,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為正德十六年補版,阮氏所言十二處皆作墨釘。⑤同葉“陳子禽謂子貢”章孔注“故能生則榮顯”,阮刻本《校勘記》雲“按此‘能’字實闕”,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之“能”字作墨釘。可見,阮氏所言恰好是元刻明正德修補本之正德補版情況,此不同於元十行本原版,也不同於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版。阮氏所據並非元十行本原版,而是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據筆者匯校《論語注疏解經》十二種版本來看,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是不及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本和閩本、監本的,這也可以從阮刻本《校勘記》看得出來,阮刻本底本選得並不好。
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不但有藏書家和流傳管道之別,而且有清晰、模糊甚至是文字的不同,據此可以進一步確定阮氏所據之本。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文字相同的地方是大量的、普遍的,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所言“十行本”和阮刻本正文及阮刻本《校勘記》所言底本文字在這些地方均與二本相同,此不待贅述;但是北京國圖本和臺北國圖本也會偶有差別,這些地方阮氏所據本文字多與臺北國圖本相似或相同:(一)是北京國圖本較為清晰可辨,臺北國圖本文字模糊或殘損,阮氏言所據本文字訛誤,或因臺北國圖本文字模糊、訛壞所致,或因誤讀臺北國圖本(抑或受閩本影響)所致,如:①卷二第四葉左半葉疏文“是燖為溫也”,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雲“十行本、閩本‘尋’誤‘歸’”,[21]臺北國圖本之“燖”字漫漶不清,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誤作“歸”,閩本承之,北京國圖本作“燖”,不誤。②卷二第九葉左半葉“泰誓言武王伐紂”,《論語注疏校勘記》雲“十行本、閩本‘泰’誤‘秦’”,臺北國圖本之“泰”字漫漶不清,閩本作“秦”,北京國圖本與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皆作“泰”,不誤。③卷四第六葉右半葉疏文“以禮漸進也”,《論語注疏校勘記》“十行本作‘斬進也’”,臺北國圖本作“斬”,北京國圖本作“漸”,不誤。④卷六第九葉疏文“案郊特牲用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論語注疏校勘記》“十行本‘用’誤‘刑’,兩‘二’字並誤‘三’,‘一散’誤‘三散’”,阮氏所言正臺北國圖本之用字,北京國圖本於此皆不誤。⑤卷十二第十葉“封土為壇”,《論語注疏校勘記》“十行本‘土’誤‘上’”,臺北國圖本之“土”字壞作“上”,北京國圖本不壞,作“土”。⑥卷十三第七葉“則其事不達矣”,《論語注疏校勘記》“十行本‘其’誤‘具’”,臺北國圖本之“其”字壞近似“具”,北京國圖本不壞,作“其”。類似情況還有一些,不贅。(二)是北京國圖本偶爾與臺北國圖本文字不同,阮氏所據本一同臺北國圖本,如:①《論語序》第五葉左半葉疏文“年世未遠”,《論語注疏校勘記》雲“十行本‘世’誤‘出’”,臺北國圖本作“出”,北京國圖本作“”,即“世”字,不誤。②卷二第一葉左半葉疏文“注孔曰篇之大數”,《論語注疏校勘記》雲“十行本‘大’誤‘夫’”,臺北國圖本作“夫”,北京國圖本作“大”,不誤。③卷六第二葉右半葉疏文“彼雲”,《論語注疏校勘記》雲“十行本‘彼’誤‘皮’”,臺北國圖本作“皮”,北京國圖本作“彼”,不誤。④同葉注文“包曰十六鬥曰庾”,阮刻本《校勘記》雲“本‘包’誤‘句’”,臺北國圖本作“句”,北京國圖本作“包”,不誤。類似情況還有一些,不贅。這些情況說明阮氏所據本當為臺北國圖本或類似臺北國圖本者,而非北京國圖本。如果說北京國圖所藏楊氏“海源閣”《論語注疏解經》源于黃丕烈藏書的話,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言“借挍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楊按:指《儀禮疏》和《爾雅疏》)重刻之”是屬實的,但他竟因有家藏本而未借黃氏所藏《論語注疏解經》進行核對,以致有些訛誤,[22]這是遺憾的。
五、結語
綜上所述,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經歷了正德六年補版、正德十二年補版、正德十六年補版、嘉靖三年補版和嘉靖重校修補五次修版,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是嘉靖重校修補。嘉靖重校修補不但大量更換原已破損的板片,而且對元十行本原版和正德年間的三次補版也進行了校對和修訂,並由此在版式上作了更新和統一。嘉靖重校修補元十行本的時間介於嘉靖三年補版和李元陽、江以達主持福州府學刻本之間,要早于李元陽刻本。準確地說,李元陽刻本是以元刻嘉靖重校修補本為底本的。清阮元撰《論語注疏校勘記》和刊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所依據的十行本是臺北國圖所藏的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或類似此本者,其原文訛誤與此有關。
今天,澄清並區分這些版本,一方面希望通過認識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刊刻版式、行款、用字的發展演變來厘清遞修過程,弄清各版本所指和李元陽刻本、阮刻本依據的是哪種“十行本”,有助於學人在使用這些版本時,明確其版本的來源、地位、性質和一些文字訛誤的由來及原因;另一方面希望為學者研究和國內各大圖書館編目提供啟發,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的單經注疏本在國內各大圖書館多有收藏,大都著錄為“元刻明修本”,實際上也可按照本文的方法作一細緻的認識和區分,以便於人們的使用、對話和研究。
注釋
[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僅著錄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又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明正德修本的縮微膠捲,由於拍攝時間較早,字跡反較今臺灣藏本清晰。
[2]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明修本《周易兼義》自卷二至卷九頗多葉中大“疏”字為黑底白文,有的黑底外有黑圈,版中偶見墨釘,版心下方所刻刊工有智夫、德成、任、□山、佑甫、古、月、文、以清、天易、壽甫、德遠、王榮、應祥、茂、君錫、仁甫。刊工中壽甫、德遠、王榮、應祥、茂、君錫、仁甫也見於此書黑圈陽文大“疏”字版葉中,也多見於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其他經之黑圈陽文大“疏”字版葉中,則元十行本覆刻時所據本蓋較複雜,以致版式不一。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周易兼義》即在此基礎上修補而成,其中保留了大量原版葉面。又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多黑口,其“疏”字多黑底白文,或外加黑圈或不加;也有的白口,“疏”字陽文加黑圈,有的上下加半圓括號者;均半葉九行,每條首行頂格,次行低半格或一格,所據版本不詳。
[3]楊按:宋八行本無小圓圈,疏中經、注起訖語與疏文正文之間均以空格隔開,宋十行本相校宋八行本在經文疏文後用小圓圈與傳注起訖語和疏文隔開,但是經文、傳注的起訖語與疏文正文仍用空格隔開。由於空格不直觀,易脫落,尤其會有脫文的嫌疑,遠不及用小圓圈隔開優越,元十行本正是有見於此,全面用小圓圈替換了宋本的空格。
[4]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中華再造善本》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和臺灣“國家圖書館”均著錄為“元刻明修本”。
[5]如程蘇東曾指出:姚範《援鶉堂筆記》、沈廷芳《十三經注疏正字》稱為“南監本”,顧廣圻《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顧千里集》,中華書局2007年,第132頁)稱為“南雍本”,楊紹和《楹書隅錄》、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等亦間用“南監本”“南雍本”,近代藏書家、目錄家亦多以南監本、南雍本名之。程蘇東《“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修補匯印地點考辨》,《文獻》2013年第2期。楊按:又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稱為“正德本”,張金吾《愛日精廬讀書志》稱為“南監本”,張麗娟《明李元陽本<春秋榖梁注疏>淺探》(《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3-103頁)稱為“元十行晚期印本”。
[6]張學謙《論語注疏校勘記·校點說明》稱有明初補版(劉玉才主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又見於其《論語注疏校勘記編纂考述》(《中國經學》第二十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蓋是,因無文獻資證,無傳本存世,亦無明確年代標記,暫不列入討論。
[7]楊按:按此處為引何晏注,何注作“顏”,自當以“顏”為是,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不誤。阮元《校勘記》疑此“聞”與下文“顏回任道”之“顏”互易之訛。
[8]楊按:“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同,阮元《校勘記》:“十行本‘幬’誤‘壽’。”蜀大字本作“燾”,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作“燾”,唐宋時燾與幬義通。
[9]楊按:宋八行本用黑底白文(無黑圈)的大“疏”字區分經注和疏文,元十行本《周易兼義》區分經注與疏文的大“疏”字有黑圈陽文和黑底白文(外加黑圈)兩種格式,《爾雅注疏》“疏”字多黑底白文(多外加黑圈,偶無黑圈),少黑圈陽文。嘉靖重修補版時蓋有見於《爾雅注疏》和《周易兼義》的情況,參考了宋八行本格式,統一改用黑底白文且外加黑圈的“疏”字。
[10]楊按:“論”字,閩本作空格,自監本始補“論”字。
[11]汪紹楹曾指出宋八行本《周禮疏》於經下注文前冠以“注”字(汪紹楹《阮氏重刻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三輯,中華書局1963年),李氏蓋有所承而進一步完善之。
[12]張麗娟曾指出據《春秋榖梁注疏》來看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的錯誤,元十行晚期印本(楊按:即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春秋榖梁注疏》)已加改正,其校改遍佈全書,有對有錯,李元陽刻本基本同元十行晚期印本。張麗娟《李元陽<春秋榖梁注疏>探析》,《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4頁。
[13]楊按:此“倡”字,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作“習”,阮元《校勘記》:“《後漢書·包鹹傳》‘昌’作‘習’。”
[14]王鍔先生指出閩本《十三經注疏·毛詩注疏》卷八第三葉補齊了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毛詩注疏》的大量墨釘。王鍔《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考略》(未刊稿)。
[15]楊按:至於說到元刻明修本的刷印,則又不同:如北京市文物局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周易兼義》卷四、五、六這三卷為李元陽校本,則其刷印時較晚,蓋原版有損或缺失故而代用;而中國軍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周易兼義》這三卷為元刻明修本,且較清晰,刷印時間較早。
[16]黃丕烈、傅增湘、汪紹楹認為李元陽刻本《儀禮注疏》據陳鳳梧刻本翻刻,見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顧廣圻著《顧千里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頁)和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第一冊第2頁(中華書局2009年版)。王鍔認為李元陽本《儀禮注疏》很有可能據汪文盛福州刊本《儀禮注疏》十七卷翻刻,王鍔《李元陽<十三經注疏>考略》(未刊稿)。
[17]張麗娟就李元陽刻本《春秋榖梁注疏》全面沿襲元十行晚期印本的校正成果和臆改、忘改之處指出此經“李元陽本的刊刻底本確為元十行晚期印本無疑”。(張麗娟《李元陽<春秋榖梁注疏>探析》,《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5頁)
[18]楊按:阮元家藏“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之十二部經書,由於他因《爾雅注疏》為九行本不計入內,故於《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言“十一經”,其重刻《十三經注疏》亦棄《爾雅注疏》不用,轉用黃丕烈家藏宋刊單疏本配元刊雪牎書院《爾雅注》重新合刻。
[19]楊按:汪紹楹曾雲“阮氏據本系泰定本”(《阮氏重刻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三輯,中華書局1963年,第36頁),但他又說“又《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元泰定四年刊,間有正德補刻”(《阮氏重刻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三輯,第51頁),似有見於此,然未定也。
[20]楊按:“‘泥塗也李巡曰塗因謂泥塗’三字並同”一句是指“泥塗也”“李巡曰塗”“因謂泥塗”三處“塗”字並闕。又阮刻本《校勘記》漏校“郭璞”之闕“璞”字,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有闕“璞”字校文。
[21]楊按:尋、燖古今字,蜀大字本和玉海堂本作“燖”,阮元未見蜀大字本和元貞本(玉海堂本據之覆刻),據監本、毛本定為“尋”。
[22]楊按:雖然此前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已經校出“元十行本”許多錯誤,但是阮刻本《論語注疏解經》“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改,但加圈於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於誤字多不改。
注:本文發表于《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此據作者原稿,引用請以該刊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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